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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尘封琐忆》“文革中学”(3)骑车串联  

2012-09-16 21:44:16|  分类: 尘封琐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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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8月,学校停课搞“文革”已两个多月了。期间,第一次“复课闹革命”,也因运动的逐步深入而中断。同学们整天无所事事。

 

一日,辅导班的学姐传来消息:高一一和高一二班的部分学姐和学兄,要骑自行车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我班的同学也可自愿参加。我有些心动。但自行车如何解决呢?我家有两辆自行车,各是父亲和大哥上班的交通工具。

 

当时“文革”的形势发展迅猛。每天,报纸、收音机、大街小巷散发和张贴的传单、标语,都在慷慨激昂地进行推波助澜的舆论宣传,步行串联、乘车串联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天津离北京120公里、较近,还出现了骑车的串联方式。串联,在当时是媒体正面宣传报道“文革”新生事物的信息之一。

 

晚饭后,我把骑车到北京的想法与父亲说了。父亲没有吭声。父亲当时的心理是十分矛盾的。还是在一旁的大哥解了围,说:“骑我的车去,早去早回。”“那你上班呢?”我问。“我早点起床,走着去。”兄答道。我担心的问题解决了,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我心里很高兴。

 

在南开中学围墙的西南角,是五马路和南开二纬路的交口,在对面南开体育场一侧的电线杆上,横挂着一个大钟表。那时候,手表在人们生活中是一“大件”,其价格是个人月收入的三四倍,属于奢侈品之一。因此,戴手表的人很少。政府在天津市区的主要街道路口,几乎都装这种大钟表,以方便过路人掌握时间。

 

那天晚上十点钟,我们都按时集合在这个大钟表下。一位学长,骑车串联的组织者,简短地讲了几句话,他说:“我们去北京的路径是京津公路,目的地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到那去的目的是抄革命的大字报,回校后再转抄张贴。”他最后说:“大家路上要注意,要一辆接一辆地鱼贯而行。一定要跟紧些,不要掉队!”我们这支“夜袭队”出发了。

 

之前,听同学讲,骑车去北京大约需要九、十个小时。也就说,我们转天上午八点左右就可到达北大、清华。同学们个个精神饱满、激情十足、谈笑风生。不知不觉地,我们骑到了京津公路。

京津公路上一片漆黑。带队的学长,一边骑车一边用手电筒前后照顾着、张罗着、鼓励着。偶尔,会有一辆卡车鸣笛而过。借着汽车的灯光向前望去,公路的两旁是一排排的防护林带,树干距地面一米处这一段被刷上白色、用于防虫的石灰。这两条林带不断地延伸着,引导我们这些骑车人奔向北京。还有许多其它学校骑车串联的车队时时从身边“飞”驰而过,霎时,自行车的车铃声不绝于耳,有的车队还呼喊着当时的革命口号。那时我们尚小,见到这情景,心里也充满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亢奋。

 

我们车队从前面依顺序传来了消息,说:“前面有令,一会儿报数”。紧接着,就听见从前面依次传来:“一、二、三、四……”响亮的报数声,这声音穿过两旁的防护林,划过夜空,随着回音声传得很远。顿时,我觉得心力十足,蹬着车紧跟声浪向前奔去。听报数,我们这支车队该有二十多人,其中,我班有三位:杨同斌、龚安和我。天蒙蒙亮时,我们骑到了北京通县。

 

大家都很困,非常疲劳了。我记得进入通县地界时路面变成了方形的水泥砖,自行车在这样的路面上行驶、因其接缝的不平产生了颠簸。我在自行车上,随着交变的颠簸频率,骑着骑着就睡着了;又突然一个激灵,不知是因下意识还是路面的颠簸,被惊醒了。我振作了一下又继续向前骑去。几次这样的骑车睡眠与惊醒后,我才发现:口号声没了,车铃声没了,同学们没了,成队的自行车没有了,在万籁寂静的荒野中,只有黎明前的晨曦在伴随着我。

 

我有些恐慌,心中意识到:我掉队了。我下意识地想下车休息一下,但我的腿脚怎么也不听我的使唤,只能机械地蹬在脚蹬子上,麻木、交替地画着圈。自行车在这种机械动作的驱动下,链条将驱动力通过后轮上的飞轮传到轮子上,使获得动力的自行车依然不停地向前驶去。我从自行车上下不来了。

 

我忽然清醒了,困意全无,四周环顾着:多么希望能听见声响、见到同类呀!这时天已大亮了,本能促使我尽快地向前蹬去。突然,我发现前面远处有一骑车人。我拼命地追向前去,前面人的背影逐渐地清晰了。我追上前一看,高兴地大喊起来:“杨同斌!杨同斌!”这时,同斌也困得够呛,状态跟我前面叙述得差不多。他也下不来车了。现在算算,我们当时只有十四、五岁。我们已经连续骑了八九个小时的自行车了。我俩结伴而行,相互鼓励着,再也不敢分开了。

 

进了北京,街道上自行车多了,人也多了,我们的精神头也来了。汽车的喇叭声好像在督促着我们加速。我们一口气骑到了北京车站。那时的北京车站人很少,我俩就像远途放飞的要降落回家的鸽子似的,在北京宽敞的站前广场上转来转去,转了好几圈,就是下不来车。最后,我转到一个非常适合停车的台阶。在往常,一刹车、单脚放在台阶上,就能骗腿下车;怎奈,麻木的腿脚已不听指挥,尽管意识和动作是正确的,但还是连人带车都摔倒在地上,好在人、车无事。再回头看同斌,他还在广场上“盘旋”。我已将“麻”劲缓过来,前去帮他下车,就像当年学雷锋做好事、搀扶大娘过马路似的。我俩苦笑着对视着。我们都精疲力尽了。

 

我俩在车站旁狼吞虎咽地吃了两碗面条,躺在候车室的长椅上就睡着了。真舒服!一直睡到下午四点多钟,我们才被广播声吵醒,顿时感到浑身都有力量!我俩问好了路,直奔北京大学。

 

天已大黑的时候我们到了北大,受到北大学生的热情接待。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见我们这么小(当时我们自认为已经是大人了),又骑着自行车从天津到北京,都啧啧称赞,马上派人领着我们到学生食堂吃饭。北大的学生食堂真是大呀,一排排整齐划一的饭桌椅,高高的屋顶,干干净净、亮亮堂堂的(这时候的大字报还没有像之后那么铺天盖地、那么无序)。北大食堂的花卷怎么这么好吃呀!白白的、暄暄的,又甜又香。我俩狼吞虎咽地不知吃了多少个。总之,那晚我们吃得很多、很好、很饱,感觉比在家里强多了。

 

饭后,我们被安排在大学生的宿舍就寝。同一寝室里有位天津籍的大学生,见到我这位小老乡,用天津话与我打招呼,与我拉家常、询问天津的一些情况。他见我十分疲倦的样子,就主动为我铺被,让我早些睡觉,一种关心备至的感觉在我的心里油然而生。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俩就到校园里去抄大字报,一连抄了两天,足够我们回校刻钢板、印传单、发传单的了。那时我心里想像着:我们的书包里装满了印好的传单,这是我们从文革的策源地北大抄来的最新的文革信息,我们站在天津百货公司的搂顶层,将传单向空中散去。那传单随风飘向天津的大街小巷,传播着来自北京,来自北大、清华的信息……

 

我们准备回津。回津的日子我记得非常清楚,是817日。因为我们是17日傍晚到的天津,转天媒体就在头版头条报道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通版套色画面。我们只顾抄大字报、没注意收集主席接见的消息、没赶上接见,这在当时是我俩的一桩憾事。串联期间,在北京吃住都是不花钱的;吃的又好,大学生们又非常热情。我们临行前还真有些恋恋不舍呢。

 

我和同斌骑车原路返回。不同的是:来京时是夜行,回津时晓归。

一上京津公路,天公不作美,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由于是白天,一路上时常会见到为串联学生设置的临时接待站。所以,这一路上走走停停,休息、喝水、吃饭,不像去京时那样赶路,像是被鞭策似的。身心疲惫的我们,一路上没有话,顶着小雨一个劲儿地往天津方向骑去。终于,我们过了京津桥,踏上了黄纬路段。

 

雨停了,我们高兴了,话也多了。我们商议着:中山路右拐有个炸糕铺,没有耳朵眼炸糕那么有名,但味道也很好。耳朵眼炸糕一两一个,这是一两四个的小炸糕。我俩正饥寒交迫,浑身精湿;一人捧着一个纸兜,坐在便道旁吃起来。这时更显疲乏。我俩赶紧分道扬镳、各奔自家。

 

到家后,母亲见我这般狼狈的样子很是心疼,先是熬了一碗姜汤水让我喝下,又和面、擀面条。我洗后换上干衣服时,母亲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手擀面,里面还卧了两个鸡蛋。我热热乎乎地吃完后,蒙头就睡。那天,我发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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