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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尘封琐忆》“心路历程”(5)逃票  

2012-09-21 22:24:29|  分类: 尘封琐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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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是我们下乡的第二个年头。这期间,许多同学都以各种理由和方式陆续回过家,多数都是用打电报请事假的方式回天津。这种办法一般是需要打两次电报,第一次是:“母病重速归”,第二次是:“母病危速归”之类。

 

可能是因为那时候的人家都很穷,收入非常低,连打封电报用的钱都要算计是否会影响这个月的日子,使用电报请假的方式就显得很奢侈;一般,没有急事,那时的人们是不舍得打电报的。打电报请假,是请假成本最高的方式,因此,一般打两次电报,连队也就准假了。

 

我也想家,也想回家。每次,一有同学从天津探亲返回连队,我就和其他同学一起去看望,一是从同学口中了解天津家中的近况;二是听听这两天两夜火车途中的趣事。我不知他们讲的是真还是假,从几个交往较深的同学处听到了逃票这个词儿。

 

逃票,就是无票乘车,就是不花钱、要乘两天两夜的火车,回家的一个过程。这在当时是件不太光彩的事情,在连队是不能公开说的。当时,我不知道连队里到底有多少同学没买车票回津,但我非常想尝试一次。

 

因此,我非常注意收集和了解别的同学回家逃票的经历和经验,如:在北安至哈尔滨段的注意事项:站台票上车;不要在哈尔滨站出站,要在滨江站出站;在滨江站一下火车,不要从出站口出站,要沿着火车道往回走,从匝道门大摇大摆地走出去,会无人问津的;从哈尔滨到天津段,打虎山车站一带查票很严,如果被查出无票乘车,要被送到采石场去砸石头,砸够了火车票钱才放你回家,如此等等。

 

当然,逃票的事是不能告知父母、也不能告知亲戚的。作为长辈的他们,绝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干这种事情。他们要是知道你没买票,就会从拮据的生活费中拿出钱来,去为你买票。那个年代,亲情是非常浓重的。

 

我在北安有个亲戚,叫张子芳,与我大伯父是亲家,其长女是大伯父的长媳;他早年从山东老家闯关东落户在北安,将其长女张玉芝许配给我堂长兄于德安,在津成婚,与我的大伯父住在我家的前一排楼里,乃近亲近邻;同时,张子芳的弟弟张宗敷是我的姑父,与我的姑母同住山东老家------张家庄。下乡之前,正值“文革”期间学校停课,我常住姑母家。因此,我们于家与张家两辈结亲,相互来往、走动得很近,是亲上加亲的关系。

 

我按上述思路请了假,轻装简行地来到北安,身上只带20元钱,分别缝在内裤的小兜和袜子里,拉开架势要开始逃票了。我不能不到我子芳大爷那打个回津的招呼,尽管我担心从不说谎的我会露出逃票的破绽,因为,我到津后我的大嫂会打听她父亲的状况;他的老伴,当时也在天津与女儿同住,也会问及到他的。

 

子芳大爷和我在北安中央大街上的一个小酒馆里边吃边聊。那时物品匮乏收入也低,人们的日子过得都仔细。记得子芳大爷要了两个菜,溜肉段和青椒肉片。子芳大爷不抽烟也不喝酒,我当时也是。他不停地问我下乡的情况,我如实地回答着。子芳大爷几乎没有动筷子,不停地说:“就热吃,别撂筷,多吃点。”手中的筷子一个劲地往我碗里夹肉。果不其然,子芳大爷说了:“票买好了吗?”我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票,晃了一下说:“连您的站台票也买好了。”他又说:“那就好。听说有的知青回家不买票,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咱可不能这样做,再困难也要买票,出门在外不容易、要多加小心,老话讲:‘穷家富路’啊。”等等。我连连附和着。子芳大爷耐心地嘱咐着,像是一个“老闯关东人”在述说着他的经历。

 

我挤上了车,没等我挤到窗口、待我与大爷告别,火车就徐徐地开动了。记得我乘的火车是晚上11点多钟始发的,都说夜车查票的概率小;但我却不能掉以轻心,两只眼睛一时也没有闲着,先是将周围的情况熟悉一下:多是老乡们;有几个与我年纪相仿的,估计是知青,就递上烟卷搭讪着;但眼睛却不时地扫视着车厢两端的门。车厢里挤满了人,充满了“蛤蟆头”的烟味和东北人特有的汗渍味。看来,我旁边的这位哈尔滨知青应该是我的“同路”人。

 

忽然,车厢内一阵骚乱,但见有几个人急匆匆地挤过车厢,向后一节车厢拥去。那位哈尔滨知青扽了我一下衣角,低声跟我说:“查票了,跟我走。”我顿时困意全无,跟着他随着人群挤去。

 

火车进站了,停了。这是北安至哈尔滨之间的一个小站。我随他下了火车,然后又跟着他向这列火车的前方跑去;在开车铃将响的瞬间,我们又登上了火车。火车开动了,疾驰地向哈尔滨方向驶去。

 

原来,乘警在火车上是一节一节车厢、顺序地查票的,从车头查到车尾会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期间,列车在行进的中途会有停车站;乘警一节一节车厢地查票,我们一节一节车厢地后退;北安至哈尔滨这段列车多是慢车,总会赶上停车站的;只要一停站,我们马上就挤下车,朝着乘警已查完票的车厢跑去,再迅速登上火车。我们就是这样顺利地躲过了火车上的查票。天亮了,滨江站到了。我又随着这位有经验的哈尔滨知青轻松地走出了火车站。我对这位荒友充满了感激之情。

 

哈尔滨我也有亲戚,我的二伯父在黑龙江省药品采购公司储运科工作。二伯父家我得去。去年我乘知青专列下乡途径哈尔滨时,二伯父得知后,查准车次及到站时间,专程到车站看我,还为我买了水果和点心。

 

二伯父见到我非常高兴,为我聚餐,将在哈的哥姐们都招到家来,一家人在一起嘘寒问暖,好个亲热。我在哈市逗留了两日:去大姐家串门,去逛秋林公司。但我全无兴趣,脑子里还是盘算着逃票的事。

 

二伯父家的小哥把我送上了从牡丹江开往北京的快车。哈尔滨是个大站,下车人很多,又是夏日的夜晚,过了陶赖昭,车上就清静多了,每个人都有座位。如此好的乘车环境真是难得,本应好好地享受一番旅游的情趣,然而我却不能。已经是午夜时分了,我困了,睡着了。我被扒拉醒了。查票的来了,我被带到餐车里,不是请我吃饭,而是被盘问。我用准备好的一套话回答了他们,他们好像也在例行公事似的。

 

列车停了,打虎山站到了。我心里一阵紧张,莫非是要将我送到采石场充当苦力?我被列车员带到站台的补票处。其实,在从火车上下来,再到补票处的这段时间里,我完全有机会可以脱身、再踏上同列赴津火车的。当时正有另一列火车在此停站下客,旅客很拥挤,我和列车员被冲散了;不知怎的,我没有主动地逃离,他又找到了我。回想起来,我还是比较单纯的,当时还不具备继续犯错误的胆量。

 

“我没有钱,我还要回家,母亲病危,能否为我提供方便。”我看到对方没有送我去采石场的意思,就拿出家里发来的电报,如是说。可能是对方看我只穿一身单衣裤、身上无处放钱;可能是对方的家里也有知青下乡,也有逃票的经历;可能是对方每天应付这些逃票的知青有些厌烦了;也可能是我无奈的面相得到了他的怜悯……总之,我是被友好地送出了打虎山车站。

 

我饿了,肚子在咕咕地叫着。在车站门口买了两个烤饼,时值中午。

 

我还得回家啊。我在毫不熟悉的车站旁踱来踱去:进车站吧,怕被站里的工作人员认出来,那可真要送采石场卖苦力了;不进去吧又怎么能回家呢?我思索着,犹豫着,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打虎山的货运站门口。我观察了一下,进站很容易。当时不抽烟的我,花了五角钱,买了两盒葡萄烟。

 

进了货车站后,我登上了一辆正在启动的火车头,这是一辆要到山海关编队的火车头。车上有两个师傅,一位是火车司机,另一位是司炉。我跟他们说:我是知青,下乡到黑龙江,母亲病危无钱回家,想搭车回津。没想到如此的痛快!“上来吧”那位司炉与司机对视了一眼后跟我说。我勤快,眼里有活:在司炉给火车续煤后擦汗的功夫,我给他们递上烟卷,然后接过铁锨,学着司炉的样子用铁锨取煤、左脚踩下炉门的开关,当门打开的瞬间,顺势将铁锨铲起的煤送进炉膛,如此反复。几个回合下来,我就很熟练了。我们之间的话题也多了起来,相互谈得很投机。这两位师傅也就比我大十多岁,那时的人是那么的朴实善良。

 

我们大约抽了一盒烟的功夫,火车头停在了山海关的货车场上。师傅们指告我去天津的那辆货车。我连连道谢,将另一盒葡萄烟送给了他们。

 

我上了开往天津的货车,这是一列空车皮的货车,车上除了司机、司炉和尾车值班员外,我是唯一的“货物”。

 

关里的气候就是好,夕阳西下,晚风拂面。在火车头里续了好几个小时的煤,我暑气正旺,此时备感惬意。当我趴在车皮的边缘,享受着疾驰的货车给我带来的喜悦时,想着再有几小时就可以看到家人了的时候,火车停了下来,古冶车站到了。

 

“你是怎么回事?”在车站的值班室里一个嘴里叼着烟卷的人在问我,他像是一个负责人。货车尾车的值班员把我交给了他,与他嘟囔了几句就走了。他们好像是在跑4×100接力的体育项目,我就是那个接力棒。

 

“你怎么会去爬货车?那样是很危险的,知道不?”言语不太严厉,这位负责人说。我点点头,无言以对。心里一直在想,我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后来,我在与一位荒友谈及此事时,他告诉我:当列车转弯时,列车尾车值班员要给列车司机发个旗语信号,传递中间这些车厢或车皮的安全运行状况,然后火车司机鸣笛示知。我当时不知此情,还趴在车皮外东张西望呢,其实他们早就发现了我。

 

“那趟车去唐山,到唐山再买张票,不要再逃票了。”那位负责人站起来,指着窗外站台停靠的列车对我说。我又一次地感到幸运,道谢后高兴地上了车。我离家又近了一步。

 

这是几节通勤货车,专门拉铁路工人上下班的。我随着这群铁路工人,连说带笑地走出了唐山站。当时唐山到天津的火车票大概是两块多,与天津到北京的车票价差不多。这两块多,我犹豫半天,还是没舍得花。我买了一张站台票,在唐山买站台票还要出示火车票,我是请人帮忙买的。

 

坐落在天津建国道民权路、24中学旁有个火车匝道门,这是我计划在天津的出站口。这离我家很近,小时候总到这铁道边捉蟋蟀,自认为是轻车熟路,没想到在这栽了。

 

匝道门口处,坐了几个戴红袖标的人,他们很认真,不管我是怎么说,他们就是不让我出去,最后还是把我送到了出站口的补票处。

 

人家让我在登记簿上登记,登记表的表头设计有:无票人姓名、父亲姓名、单位地址、家庭住址等项;填毕后,补票员告诉我:需回家拿钱补票,否则要通过组织关系把此情况告知单位等等。

 

我如实填写了上述信息,我也没有回去补票,只是整日提心吊胆地害怕车站或警察到家里要钱;要是那样的话,我父亲单位、街坊邻居知道了我跑票了会很没面子的;那个年代,这种事情也多少会给家大人惹些麻烦的。

 

可能多数逃票的知青填的都是虚假的信息,尽管我填写的是真实的信息,可能也会被人家认为是虚假的,也就没必要按此信息调查核实了。总之,在我住家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没见过有人前来问及此事。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逃票,跑票尽管能省些钱,但总是要担惊受怕的,不值得;在返回农场时,我毫不犹豫地买了火车票;一路上,听到查票的通知和听着列车员查票的吆喝声:“验票了!把票拿出来”时,我心里总是非常坦然。看来,还是按规矩办事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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