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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尘封琐忆》“心路历程”(1)下乡前的纠结  

2012-09-21 07:03:33|  分类: 尘封琐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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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知青在下乡前的心路历程是不同的。这与当时国家的政治气候、颁布的知青下乡政策,以及各省市城镇知青具体届别甚至学校的分配去向和做法、尤其是不同知青的不同的家庭背景状况和知青本人的思想、心气等都是有关系的。

 

我下乡到黑龙江永丰南阳是经过调研、对比后才决定的。但也着实纠结了一阵子。

 

当时,天津市对老三届六八届高初中毕业生的政策是“一片红”,也就是说,具有天津市城镇户口的六八届在校生一个都不少地全部下乡。这样,六八届,较六六、六七和六九届学生还有留城指标的政策来讲,是不幸运的。但无可厚非。

 

具体到南开中学来讲,从“南开中学1968届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公布的去向可得知:六八届初、高中各六个班的毕业生,一二三班去黑龙江德都县永丰农场插场、四五六班去内蒙古哲里木盟开鲁县插队。

 

我当时曾一度有过去内蒙开鲁的想法。我想的也比较简单,就因在文革期间玩熟的几个玩伴去了那里,再加上文革几年在家呆的实在是厌烦透了,想尽快找个自食其力的地方。当时学校里掌握的尺度是:各班分配去向的原则是不能改变的。但,分配去黑龙江永丰的,经自己申请,可去内蒙开鲁;而分配去开鲁的,不能去黑龙江永丰。我的同窗陈占勋就是放弃了去黑龙江永丰的机会,提前与四五六班的同学去了内蒙开鲁。他们比我们去黑龙江的早走了几个月。后来才知,他们到开鲁插队的确实比我们更辛苦。

 

当时父亲的态度是让我自己拿主意,但心里还是希望我去黑龙江。因为,在六八年底,大我一岁的姐姐已经下乡到了河北省隆化县太平庄公社太平庄大队。下乡半年多来,从姐姐的来信中,父亲已觉查出,我们这些从城市到农村去的孩子,靠挣工分而分值只有四分钱的低值、来养活自己是不太可能的,将来必定还会给家庭带来许多麻烦和负担的。再就是,在早年闯关东去的黑龙江、已落户在哈尔滨的他的二哥,我的二大爷的两个女孩,已经去了黑龙江兵团,一个在虎林县、一个在嘉荫县。老哥俩在信件的交流中,我也看了这些信,都觉得每月32元钱的工资,自顾自是没问题的,会过日子的还会有些盈余。仅基于此和无可抗拒的上山下乡运动,我哈尔滨的一个堂姐一个堂妹选择去了兵团。我家这些老一辈的人在选择孩子去向时,往往是比较实际的,不是考虑远近,而是考虑能不能自立和自我生存的问题。尤其是我们胶东半岛籍贯的人,祖祖辈辈都因为人多地少的问题而去闯关东。当时在老家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念两年私塾,学会了打算盘、记个账就开始出去学买卖,学好了、站住脚了就接茬在外吃买卖饭;学不好、混不下去了就回家来打牛腚。他们在骨子里,还是祖祖辈辈一代接一代的那种“尽人事、听天命”的生存理念。再说,那时的政治宣传是:下乡就是移民务农,扎根农村、边疆一辈子。百姓们哪知道还有后来的选调工矿企业上班、选调到大学上学,及后来的全部返城呢?!

 

与此同时,在津的我大爷的小儿子和他的长孙,一个是六八届的高中、一个是六九届初中,学校都定了分配的去向,前者应去离我们永丰不远的尾山农场,后者去黑龙江的兵团。当时我大爷刚去世不久,大妈领着孩子来到我家与父亲商量个办法、拿个主意。

 

最后商议的结果是:我们三个去黑龙江的一块结伴回老家,山东老家还有老宅院一套,要么回老家,要么随学校走,自行去考察、自己去决定。

 

我们三个小伙子乘轮船来到了烟台,烟台的小叔和堂兄都在码头接我们。在烟台我们只待一日就直奔牟平县,住在了四姑家。那时节正是八月上旬,桃和杏都已熟透,苹果也挂满了枝头,尽管还不到采摘的时候,但随手摘下、吃在嘴里,果汁饱满;虽口感差点,但足以令我们欢喜雀跃的。每到姑姨家后,手擀面、猪肉海鲜打卤,我们一碗接一碗地吃得津津有味;又有花生瓜子炒货吃个不停。我们老三位真有点乐不思蜀了。当然,事先父亲已有信件发过,讲明了我们仨这次回老家的意图。当我们三位一致表示要回老家时,姑姑、姑父们说话了:“你们只来这几天,我们可以这样招待你们,你们可以到处串亲戚、吃客饭。要是落户在这里,那每天可要和我们一样起早贪黑的干活种地、吃粑粑地瓜了。这里每年每个社员只分给50斤小麦,也就够来个客人吃碗面和逢年过节全家吃顿饺子的。一年到头见不到钱。到年底分红,扣去口粮钱就剩不下几个籽了,只能靠把养一年的猪卖了换些钱,扯些布,给大人、孩子们做件过年的新衣裳。你们是吃不了这种苦的。但凡有挣工资的地方,就千万不要去挣工分。”

 

这是一位至亲的老农民对我们说出的推心置腹的话。他们,即便已是农村人,在他们心里,也是非常羡慕和渴望着城市那种不靠天吃饭、不交公粮、不出大力、不出大汗、按月发工资的安逸生活。他们也不愿意待在农村吃这个苦、受这个累。姑父年轻时曾闯过关东来到了奉化(沈阳),后因家事缠身,只得放弃沈阳的工作回家,按弟兄之间商议的分工,伺候老人、留在家里种地的。他说,如果他在沈阳再坚持两年,克服克服家中的短期困难,他也会拿到沈阳的户口、成为城镇人口的。

 

最后,我们三位经过思量,决定不回老家了。我还是随学校去了黑龙江永丰。当时,我要是再不退户口,我的六九届的大妹妹就会被取消留城在工厂工作的资格;大侄儿去了黑龙江建三江兵团;小哥在家是老疙瘩,耗到了最后,学校把这些钉子户学生的关系转到了街道,直到家门口被贴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对联,及街道大娘代表们,歇驴不歇磨式的,每天轮番到家里动员恐吓,刚刚丧偶、年迈的大妈实在是熬不住了,小哥只得从街道和邻居几个发小们一起去了天津汉沽和唐山之间的唐坊去插队。

 

那几年,波及到城镇千家万户的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作为基本国策深入到人心,包括下放到农村和干校劳动的干部,上山下乡已然成了那个时期百姓的热点话题,时时刻刻触及着城镇人们的灵魂,进而,知青逐渐成了那个时代拥有近1800万人口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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