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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尘封琐忆》“重返校园”(7)坦诚小议  

2012-09-24 15:49:02|  分类: 尘封琐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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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结束后,支部书记找我谈话,问我为何不曾写入党申请书,又谈到了对党的认识等话题。谈话间,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在农场下乡六年,从未有过党员领导找我谈过话,就是知青连队排长以上的干部也未曾有过。我习惯了领导对下级居高临下式的工作作风。

  

瞬间,这种平等的、关心的、积极引导性的、和睦的交流方式,一下子让我轻松、愉悦了起来。我非常喜欢学校的这种人文环境。

  

刚入“东重”时,我曾接到南开同学,永丰、建边的荒友,到建边后不长的时间,就在场部宣传部门任职的周德明好友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他到四分场调研时,与四分场陈绍先场长闲聊时提到了我。

  

陈场长说:“我本想让德宁解决完组织问题后再去上学。这样吧,你给德宁写封信,让他写份入党申请书、思想汇报给我。我争取把德宁补批成党员。”

  

我听后似信非信,但深深地体会到了陈场长的好意和德明的热心。我很感动。

  

我连夜写了三十多页稿纸的思想汇报和一份入党申请书,装在牛皮信封里鼓鼓囊囊的。次日一早,我就把此信投进了学院的邮筒、寄给了德明。

  

我以为,我的这份材料,经过德明和陈场长二位先生的手,转到了建边农场的组织部门,并快捷地与学院进行了组织上的往来,才有了这次书记与我的谈话。

  

再后来,德明又来信了,说:“陈场长把我写的东西搞丢了,让我重新再写一份寄去。”

  

我又回信给了德明,告诉了我在校的现状,并请其转告给陈场长就不用费心了。入党这种事情还是靠自己一步一步的努力才好。

  

大学三年,我一直被党组织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着,还定期参加院、系的党课学习。自此,我开始有了加入组织这样一个理想的目标,这促使我更加努力地学习,更加努力地工作,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我在主动地接受着组织上给予的各方面的考验。

  

同时,我也把我作为入党培养对象的事情写信告诉了父亲。父亲很快就给我回了一封厚厚的信,里面还附了几页纸的表格。

  

父亲对我在政治上的进步并没有过多的鼓励言辞,只是在信中重点讲了:希望学校党组织通过外调能将父亲及其社会关系搞清楚,不要因为上一辈的经历影响了孩子的进步等等。

  

父亲是想说:他的一生没做过对不起老婆和孩子的事情,没做过昧良心的事情。他还是在担心“文革”的抄家和“蹲牛棚”对孩子的进步会产生影响的,尽管当时父亲单位已对父亲的“问题”做了平反,之后,仍在单位负责技术工作。

  

看来父亲对“文革”所受触及的烙印是深刻的。以至于,在父亲退休后,厂子里返聘他仍在厂子里负责他那摊子工作时,父亲执意不肯。他舍近求远地跑到离家较远的郊区重新创办村办企业。

  

现在,我有了这许多经历后,才体会到了父亲当时的苦心。父亲的抉择是对的。

  

父亲家中姊妹九人、母亲姊妹七人。父亲用几张B3大小的薄纸表格,从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开始,将父辈及我的同辈人的姓名、职业、单位、现住址等都清晰地列了出来;还附了几页纸,写出了父亲从八岁那年上私塾开始的人生经历。父亲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钢笔字也甚是漂亮。他工整地、一字一字地用蓝垫纸清晰地誊写出几份自己的简历。很可惜,我将父亲的原作交给了组织,我将自己抄写的一份保存了下来。

  

父亲最后在信里说:“把我提供的这些资料交给党组织吧,我们应主动地接受组织的外调和审查”。

  

父亲的这次来信中还夹了一封二哥的来信。

  

下乡以来,二哥从未给我写过信,都是我与父亲的两地书。

 

我与父亲一样都很爱写信,每周一封从未间断过。我从农场发出信后,就能知道父亲的这封信何时能回到连队。父亲的床头上有一小箱子,里面装得都是信纸、信封、邮票和亲友的信件。我和父亲的习惯都是当天接信,当晚回信的。我们之间有倾诉不完的话题。很遗憾,这些信件没有存留下来。

  

二哥在信中说得很精练,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话:“入不入党是次要的,主要是通过入党前的外调与政审,把父亲的历史问题弄清楚。如果你入党了,就说明咱家没问题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父亲、家庭,也就是家庭出身,对年轻人是何等的重要!比我长两岁的二哥,连团员都未入过就到了退团年龄的他,当时的想法是可想而知的。

 

我非常赞同父亲与二哥的想法。我是我家第一个被党组织关怀的人。我有责任把我坦诚的心交给组织,以求得一个实事求是的结果,不管这种结果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但终究可以用来了却那挥之不去的心结。

  

我把父亲提供的全部材料,原封未动地统统地交给了党组织。

  

我这样做,估计会给学校增加很多外调的工作量。因为我家的亲戚大多分布在哈尔滨、长春、大连、烟台、青岛、呼和浩特、天津和牟平老家,就连在解放前去南韩谋生的二舅和小舅,父亲也将自己得知的、他们解放前在南韩的工作和住址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了组织。

  

毕业时,组织部的黄老师跟我说:你入党的外调材料是非常完整、充实的,除了南韩当时未建交而无法前往外,你家在国内的亲戚都一一作了外调;在我较好地完成了学业、尽力做好学校的社会工作、连续三年获得院级优秀学生奖状,并按期填满了入党考察表后,我却没能入上党。

  

组织部的老师告我:粉碎四人帮后,组织部的人都在忙于给老干部做昭雪的工作。上级有指示:必须提早做好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老干部的昭雪工作。这样一来,我们七五级学生的入党积极分子,一个都没能入党。

  

听老师这番话,我心里很平静、无丝毫的不悦:因为,我努力地学习和工作、接受组织的考验,是我自身的要求与初衷;在组织的培养教育和关怀下,我享受了这期间的学习、工作给我带来的充实和快乐,使我获得了知识、增长了才干、得到了锻炼,让我领悟到了自律做人的崇高境界……这就足够了。有这样一段伴有政治内容的人生历程,对我来讲是难得的,也是难以忘怀的。

  

可能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段经历的缘故,我毕业分配到西安后不久,作为科技界的代表,我成为,在西安团市委领导下的,西安市青年联合会的委员,时常去参加到西安观光访问的国外青年及学生团体的座谈会,以及陪同浏览与参观活动等。

  

也可能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段经历,八年后的198610月,在调回天津的第五年,我很荣幸地,在支书找我谈话后的仅两个月的时间,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也许会与我的这段经历有关,我那位只加入过少先队、没加入过共青团的二哥,竟在1981年,在我的家庭成员中率先加入了党组织,并提拔为天津人民银行分行营业部的副经理,成为一名党的副处级干部,后又成长为支行的一把手、直至退休。

  

如今我在回想:我的一生,得也坦诚、失也坦诚。我喜欢我的坦诚。我不想改变自己,我也改变不了自己。我的坦诚已经伴我走到了花甲之年,而且,还将伴我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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