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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尘封琐忆》“宅屋残篇”(1)怀念母亲  

2012-09-30 08:55:26|  分类: 尘封琐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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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自1948年从山东牟平(现属烟台市)老家“偷渡”到天津以后,直至1998年去世,整整五十年,一直都住在天津河北区庆安街致安里30号。她一生没回过老家、没离开过天津。她是一位裹足的山东小脚老太太,没有文化,整日忙碌于家务,伺候丈夫,打点孩子的温饱,一生都是为了这个家。

 

1945年小日本投降后至1949年解放,烟台属于国民党的统治区,而距烟台仅25公里的牟平县时属我党的解放区,就像如今的南韩和朝鲜以三八线为界一样,在烟台附近的金钩寨一带,在大小路上都设置了路障和铁丝网,各划地盘,形成了一国两党僵峙的对阵局面。听老人讲,在那一时期,妇女们常会带些鸡蛋和花生等农产品,到“边界线”附近进行易货贸易,去换些针头线脑、布匹、西药等日常用品以维持生计。

 

当时,父亲只身在天津打工,母亲带着大哥和爷爷奶奶住在牟平县西北坝村的老家里,西北坝离县城只有半里地远。咫尺之地,就像两个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一样,父亲在天津回不了老家,挣的钱也寄不回老家,老家妻儿的状况也无从了解。从1945年到解放那年都是这种状况。

 

1947年开始,一些精明的人从两党之间的对峙关系中发现了商机,那些胆子大、敢于冒险挣钱的人干起了走私的生意。他们以打鱼为名,利用海路倒腾紧俏商品和转送急需往来两地的人,抓住机会,频繁往来烟台和天津之间,就像如今载人偷渡国境那样,以此获取利益。干这种生意的人现在好像被叫蛇头吧。

 

母亲听说了有这种渠道可以到天津找到父亲,就在我大舅的帮助下,使了些钱,联系到一个可以帮助我母亲去天津的一位老乡。

 

据母亲讲,那是一个风平浪静、漆黑的秋夜,母亲领着年仅九岁的大哥,在离老家十几里地的养马岛的海滩上登上了一艘张帆的渔船,踏上了驶向天津的海路。一路上,她们躲在船舱里,担惊受怕,生怕被国民党的巡逻舰碰见。因蛇头讲,若是碰见,只能是任凭大兵随意发落,他毫无办法。那样可就惨了,别的不说,仅七凑八凑的偷渡钱会打成水漂这一点就会让母亲心疼死了。

 

可能是老天爷开眼,给苦难的、冒着很大风险的娘俩网开了一面,她们顺利地通过了苦海,七转八转来到了天津,找到了父亲,失散了三四年的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1949年我二哥出生,到1960年又有了小妹为止,母亲一连生了九个孩子,包括双胞胎,平均一年多生一个,无一夭折。母亲为了孩子、为我们这个家所付出的辛劳是可想而知的。她终日不得闲、整天为孩子的吃饭和穿衣忙碌着。这是一个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父亲在外挣钱养家,母亲在家勤俭过活。

 

最难忘的是三年自然灾害、度荒那几年。那时我已是小学生了。每到礼拜天,父亲就带着我和二哥到天津郊区北仓的荒地里去挖野菜,不管是马须菜、黄须菜,灰菜,还是人家散落在地里的、星星点点的白菜帮子、萝卜缨子,通通都被我们拾进口袋里。回家后,母亲再分类存储,陆续食用。

 

印象最深的是母亲为我们做的早点。每天都是早起的母亲,点着煤球炉子,把头天计划早饭用的窝窝头切成一片一片的,片片像马蹄形状,然后在饼铛上一片一片地为我们烤成两面焦黄的窝头片,那时吃在嘴里感觉又脆又香。我们姊妹几个小学生,每人拿着自己应得的几片窝头,边走边吃,一路上就吃光了。没有菜、没有汤。我们没有嫌弃、没有抱怨。可能,那时大多数的家庭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吧。

 

到了中午放学后,早已提意见的饥肠和挂肚,促使我们快速地往家奔。一进胡同,有时就会闻到了一种醋、蒜烹鱼的美味。一闻到那独特的山东人做鱼的香味,我就知道了这是母亲在为我们做鱼吃了!那时买鱼是要凭本、限量供应的,只有那种小杂鱼和小鲫头鱼才会按堆儿卖、不记本。副食店的售货员们都认识我的母亲。我们家在我们致安里附近是人口大户。母亲常去买这种不要本的小鲫头鱼。这是一种小海鱼儿。在海边长大的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把它们掐头去肚、去鳞洗净,一个一个地把它们两边煎得焦黄放在大盘子里;将醋、酱油、适量的盐、葱段、蒜片、姜片、大料瓣等通通兑在一个大碗里,再将煎好的小鲫头鱼码放在锅里,待锅热后,将这一大碗调料瞬间倒进锅里、再盖上锅盖,随着一阵吱吱的爆锅声响,从锅与锅盖间的缝隙传出来的气味,顿时会令人腮润口水、食欲大开!至今,我还是非常愿意闻到这种烹鱼的气味。

 

晚饭是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吃饭时父亲总是先问问还差谁。一有缺位,总是母亲,要到前后胡同跑一圈,招呼孩子们回家吃饭。爷爷是长辈儿、父亲和大哥每天要上班挣钱,母亲总是要给他们三人单独做些细粮吃的。其余的,包括母亲在内,都吃粗粮、喝稀粥。无论是父亲还是大哥,在拿起馒头时,总是要环顾一下围桌而坐的弟妹们,总是要掰一块儿给他们。有时小弟小妹们还是瞥着小眼睛盯着馒头,露出还要吃而又不好意思张口要的神态。就这样,掰来掰去的,父亲和大哥的馒头就所剩无几了。而母亲,在吃饭时总是吃得那么的“慢”,吃一口看看这个弟弟,吃一口又看看那个妹妹,对小的、吃得慢的孩子总是往他们的碗里夹菜拨饭,总是提示他们吃饭要专心,不要东张西望的。等大家都吃完、吃饱了,母亲就开始收拾桌子和洗刷碗筷,在厨房里我们经常会看到母亲在吃饭碗里小孩子剩的饭底子……写到这里,我眼眶里一阵酸楚,泪眼模糊。这就是我的母亲!

 

从我记事起,我家的床上总是摆着一个针线笸箩,里面装有几种颜色、粗细不同缝补衣服用的针线,还有补袜子的袜楦和没纳完的鞋底子。这是母亲忙乎完一天三顿饭“休息”时的活计。这么多的孩子,补不完的袜子、做不完的鞋!有时,这双袜子还没抽空补好,在脚上穿的那双就已露出大脚趾头和脚后跟了。好强的母亲总是在灯下、戴着花镜穿针引线,为孩子能穿上件囫囵衣服和鞋袜一天到晚都得不到休憩。

 

逐渐地,我们一年一年地长大了,我们能帮母亲做饭了,我们能自己洗自己的衣服、能补自己的衣服和鞋袜了。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懂事了,开始为父母亲分担劳累了。一放学,母亲就叮嘱我们看护好小弟和小妹,她转身又去忙乎全家人的晚饭。我们有时也会出去玩玩儿,也会带着能跟在我们身后屁颠屁颠的弟妹一块儿玩儿。

 

慢慢地,我们都学会了蒸馒头、包饺子、擀面条、蒸窝头;烹鱼、炖肉、炒家常菜;缝补衣服、拆洗棉被。这些营生使我在奔波十三年的单身生活中,无论是在永丰、建边下乡,还是上大学读书和在西安工作,我的棉衣、棉被等针线活从未往家里寄过、也从未请过任一女生帮过忙。我这种自强自立的精神得益于母亲给我的言传身教,是母亲在潜移默化之中教会我如何去面对生活的。

 

1981年,我调回天津时已是一岁孩子的父亲了。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家庭生活。自己为我们的小家刷白浆、漆地面;自己打家具、拾弄屋子;自己买菜做饭看孩子;礼拜天还必须到奶奶和姥姥家呆上一天,帮忙干点家务、做饭。直到今天,我从来没让家务活儿为难过。在逐渐的家务劳动中,我进步了、得心应手了,我学会了过老百姓的日子,而这些都是我从母亲那里学来的。

 

屈指,母亲去世已14年、父亲亦仙逝22年了。时值清明,当我们来到父母亲的墓前,回想起父母亲健在的日子,回忆起我们小时候在父母亲身旁被百般呵护的故事,在回家的途中,姊妹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述说着,触发了我的灵感:我要把这些故事讲出来、写下来。我觉得,这些回忆对我们来讲应该是心灵上的一种净化,一种寄托,一种释怀和一种感恩。我还想,我们世代相传的清明祭扫活动的寓意就应该于此吧。清明,是中华民族,乃至家族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的时节。我是这样认为的。

 

安息吧母亲,愿你们二老在天堂高寿、幸福!你们那种吃苦耐劳、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关爱他人的品格我们将永远传承下去!母亲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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