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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天津知青故事》(五)躬耕心路(8)南阳漫忆  

2014-11-14 13:18:55|  分类: 天津知青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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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漫忆

冯恒达

 

20世纪70年代,一群天津、哈尔滨知青在黑龙江省德都县境内的永丰农场一个叫南阳的小屯子里度过了少则数年多则十年的人生最宝贵的年华。那是他们的一段充满激情追求、苦闷彷徨、探索奋斗的岁月。在此,他们经过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增益其所不能”的历程。尽管老天至今未曾“降大任于斯人”,依他们今天的年纪,也不会再有受命于天的机会了。回首往事,他们依旧无怨无悔,因为在逝去的光阴里,他们的表现无愧于天,也无愧于自己的今生。

劳其筋骨

永丰农场当时是公安系统的一个劳改农场,不像农垦部所属的农场那样,整建制改为生产建设兵团。尽管是农场,在那“全民皆兵”的备战时期,也按照军事化管理,设连、排、班,职务和部队的叫法一样。起床、上工不敲钟,而是吹哨,开始还吹过军号。林彪出事之前,也评“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搞“两忆三查”。知青来前,农场的劳动力是服刑的劳改犯,刑满留场的“二劳改”和少量的当地原驻农民。自1968年开始知青陆续来到后,按战备要求,在押劳改犯都分批迁到距边境地区较远的内地农场去了。

南阳屯是永丰农场的良种站,这里驻有两个连队,一个是天津南开中学男女知青组成的12连,另一个是与上海连队“换防”过来的哈尔滨女知青组成的3连。总共有二百四五十人。虽说是良种站,除了规模不大的试验区以外,还种着三四千亩地。知青大部分是干农活,还有少部分知青从事食堂、猪号、酒房、木工、大车班、铁匠炉、机耕队等后勤、副业和技术工作。尽管他们也很辛苦,但和农业连队比,就算是幸运的了。

且不说那尽人皆知的“四大累”之一的脱大坯的切身感受;且不说那“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古老画面;且不说那肩扛装着稻种的麻袋,走在如同平衡木般田埂上的农业杂技;且不说那被诗人看来是喜悦的收获,却是令无数知青累折腰的人工收割;且不说那大忙季节“早晨三点半,地里加顿饭,晚上看不见”的对生命极限的高强度挑战。要知道,夏日北纬48度的地方,“看不见”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而且还要从地里走回来,才能吃饭、睡觉;更不要说漫长严冬,冰天雪地劳作的严峻考验……这里要说的是与众不同之处。今天享誉全国的东北大米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了,但在当时永丰农场的水稻种植却是令人称奇的。虽然世居黑龙江省的朝鲜族素有种水稻的传统可供学习,但灌溉的水源和平坦的地势却是必不可少的。南阳恰恰处在川流不息的讷谟尔河的环抱之中,而且站在南阳四顾,视线之内,除了屯子南边的防洪大坝和和北面二三十里外,平地突起,呈半环状排列的14座火山锥之外,再无山峦和起伏的丘陵。于是种水稻的地理要素齐备。

令南阳知青终生难忘的是水田劳作。那里的土地冻层在两米以上,每年3月末开始化冻,要到7月份才能化透。自10月开始到新年前后,冻土又达到常规深度,就在秋后这段时间,田鼠往往把干渠渠帮洞穿。每年“五一”提闸放水泡田,这些洞一旦形成管涌便造成决口。所以堵管涌就成为水稻播种的序幕。那个滋味只能用周身寒彻来形容,要知道这时人们早晚还穿着棉衣呢。届时连队要准备白酒,进水前和出水后喝点,说是取暖,还不如说精神安慰更贴切。稻田经过三两天的浸泡,人们要用木制推耙,下水把翻过泡软的地摊平,以便播种。水冷已不在话下,地面半尺以下,还是冰层。穿胶鞋拔不出来,无法行走干活,只好赤脚。于是最壮观的景象出现在南阳周边的水田中,一个个知青上身棉袄,下身绒裤,裤腿挽到膝盖以上,光脚踩在冰层上,涉水整地。

接下来就是播种。南方种水稻叫插秧,东北的无霜期太短,才90多天,无暇育秧,只能在室内水浸稻种。待水田整地完成时刚好胚芽破壳而出,然后用人拉的简易播种车播撒到水田里。这样的劳作要近半个月。春播完成时人们感到的是又闯过了一关,当然这种活计是不能让女知青干的。

体力劳动给予人的感觉是共同的,除了简单重复的枯燥,再就是累。而真正干过繁重农活的人才有资格说什么叫劳动,也才最懂得劳动为什么能改造人。故多数当过知青的人日后不管走到哪里,从事什么职业,再也难以从他们口中听到苦、累二字。

饿其体肤

出人意料的是南阳留给知青们最深印象,除了常年的农业劳动,冬季的严寒之外竟是饥饿。

初到南阳是吃大锅饭,过了三四个月,便改为粮食定量供应,每月45斤,凭饭票打饭。年轻人的饭量、繁重的劳动、副食品的短缺,那点定量远远不够。于是饥饿就成为知青,尤其是男知青最密切的伴侣。往往上工不到两小时就已是饥肠辘辘,接下来的时间,田间话题就集中在了吃上,精神会餐成了家常便饭。大家的体型普遍苗条、精干,多数低于标准体重(我当时低12公斤),并且一直保持到离开农场。

除了年节和大会战,食堂杀猪和买肉改善一下伙食之外,其余基本吃素。人们便始终保持着无法满足的旺盛食欲。好在南阳离县城不远,只有六里地。于是实在难以捱下去了,便三五成群结伙到德都县城——青山镇。寄信、看电影,最后去当时的“红卫饭店”撮一顿。记得当时饭店的炒肉菜七八角钱一个,而且全是瘦肉。但大家最钟爱的却是“酥白肉”。一寸多长的纯肥肉条挂上硬糊,过油后裹上熬过的糖,糖熬得火候要能够拔出丝来。尽管标价1.04元,却是每去必点的保留菜。

这样的消费尽管诱人,却是难得享受。平日只要是能充饥的东西,就尽量往肚里填。当然取得的方式主要是“顺手牵羊”。秋后日子好过一些,可以“搞”点黄豆,用铁锹头炒着吃。“搞”点土豆、倭瓜煮或者烤着吃。地里的西瓜和刚拔过的萝卜也在劫难逃。“搞”吃的多数是以班为单位。还有人夏天钓鱼,冬天穿冰眼捕鱼。手巧的王来顺(外号小炉匠)还自己结网,撒网捕鱼。尽管是人为食忙,终因狼多肉少,无补大局。至多是换换口味,增加一些生活情趣。

因此,知青们在后来的人生中,在吃上讲究的极少,挑食的极少,挥霍浪费的极少。由于较长时间处于狼吞虎咽的进食状态,多数人养成了吃饭快的习惯,极少细嚼慢咽。那段共同的经历铸就了他们的饮食观。

至于为什么种粮食的知青会饿肚子,决不是种的粮食不够吃。真正的原因是经济问题。当年永丰农场一直处于经营亏损状态,其中我有记忆的是,1972年全场当年亏损140万元。

苦其心志

伴随着劳动和生活的艰苦,是思想和情感上的磨练。

首先是思乡之苦。远离父母和生活的落差使大家倍加思乡。自上山下乡开始,邮局业务猛增,最大量的是知青的书信和包裹。至少是每月一封信寄给父母。手再懒的人也不会间隔两个月。然后就是盼信。当时最高兴的是夜梦时能够见到父母和家里的景象。“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话的深意在头一年的春节使人感到刻骨铭心。尽管连队里没有出现别处集体痛哭的场面,思乡、思亲之痛却是感同身受。

第二年春节前,大家就纷纷请假探亲,我也在其中。由于身上没有足够的路费,逃票成了无奈的选择。反复被轰下车,再倒下趟车。在锦州被带出车站时,有人当面一拳,打得我眼前金星飞舞,被铁路公安送到收容所,与“盲流”住了一夜。这次经历使自己真正尝到了社会最底层的滋味,几乎一夜无眠。转天查明身份后,又放了出来。直到后来有了探亲假,大家才得以正当体面地回家过年。游子尚且如此,父母对远在北大荒的知青儿女牵挂操心到何种程度,就可想而知了。下乡不仅使知青们比未曾远离父母的孩子们更加成熟懂事,而且普遍对老人孝敬有加。

再就是无望的苦闷。刚到南阳时,大家激情满怀保卫和建设边疆,与帝修反做斗争,战天斗地改造世界观,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更激进者,还立誓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记得下乡后一个多月,正在割水稻,每天累得苦不堪言。一天,场部来人调我到场部去搞宣传。我和连长说不去,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我一关也没过,不能去。临时改调一名高中女同学跟他们走了。日复一日繁重的劳动和不见改善的物质生活,逐渐地消磨着大家的激情。空洞的口号和虚幻的目标被生存的现实所取代。一首被定为反动歌曲的《南京之歌》在连队里悄悄传唱,那悲凉忧伤的曲调成了苦闷的象征。尽管大家还是照常出工和说笑,但在内心深处无不对今后的前途和命运充满了迷茫。上学不成,回城无望,婚嫁难定,何时是尽头。当时,最令人崇敬的职业是当兵,最时尚的服装是军装,最令人羡慕的是城里的工人,穿着工作服,骑自行车带着饭盒上下班。“让我回城扫大街、淘大粪都行”,这句话成了常用语。这些都是大多数同学相对普遍的内心之苦,而那些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所受的政治歧视之苦,性格怪癖、难以溶入集体的同学的冷落之苦,青春躁动导致的“失足“之苦,难成眷属的失恋之苦等等,使他们承载着更加难以负荷的内心之苦。

增益其所不能

令人奇怪的是,南阳的那段艰苦岁月,非但没有令知青们不堪回首,相反却是津津乐道,一往情深,魂牵梦绕。包括人与人之间,不管当年远近亲疏,每次相见,无不倍感亲切,好象互相记住的只有对方的好处。在南阳他们共同付出了生命中的青春,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艰苦和磨难面前,他们没有消极、退缩和自暴自弃,他们在始终不懈地努力:苦苦探索人生的意义和世间的真理,深深思考着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自觉追求着人格的完善、知识的充实和能力的提高。

这里从未出现过兵团、农场和其他分场普遍发生过的群殴事件,从未出现过擅自离队、回家不归的无组织行为,从未出现过针对老乡的鸡鸭鹅狗的偷盗行为,从未出现过男女知青及时行乐的放纵行为,更从未出现过为争女朋友而大打出手的欧式决斗,也从未出现过意志消沉、纪律涣散、管理混乱的组织性病态。这里所有的是同龄的各级知青干部的以身作则和认真负责的组织管理,以及兄长般的关护;这里所有的是普遍的自我约束和上进的追求;这里所有的是在困苦面前的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在苦闷面前的对人生和世界观的相互探讨和沟通交流;这里所有的是排遣愁绪和抵消劳累的自娱娱人的歌声和音乐;有坚持身体锻炼、克服不良习惯的契约型团体;有坚持学习文化知识,以备机遇来临的“大学迷”;有坚持习练英语、绘画、书法、木工、机务等多种本领,不让时光虚度的有心者;有到处淘书,字纸必读并相互传阅的“书迷”;有为“评红”争得面红耳赤,不知疲倦的业余“红学家”;有余暇时便抱着毛选和哲学小词典读思不止的未来“政治家”;有文学爱好者诗词唱和、黑板报上文采飞扬;有劳作间隙自编节目,自排自演,一直演到场部舞台的文艺积极分子。这些好文化、文艺之人颇多修成正果,有的成了国家级文艺团体的演员,有的被抽出专职搞文字工作,有的则成了市级电视台的专业编辑等,还有的自己没有经过大学的专业学习,却给大学讲英语,而且绘画书法自成一家,颇受好评。

南阳的绝大多数知青回城后,一切从头开始。找工作和择偶成家。他们不论此后从事的是什么职业,不论在任何岗位都是极负责任,令人可以信赖、依托和独挡一面的骨干。我和大家有所不同,1973年被选送到哈尔滨上了两年粮食中专,分配到农场所在的黑河地区的黑河镇(现在称黑河市),先后在黑河行署的粮食局、物价局和孙吴县政府工作,并且安家黑河。在黑龙江工作生活了22年有余。直到父母年迈,奉老人之命,商调回津。黑龙江是我此生不能忘怀的第二故乡,我也成了半个东北人。至今,家人在一起说话还保留着地道的东北口音,包括上海到逊克县插队的妻子,每当打开电视都要看看黑龙江卫视,主要想知道那里的近况,听听那熟悉、亲切的不是乡音,胜似乡音。

至此,可以肯定地说“老三届”是建国后接受党的政治教育最系统、最成功的一批人,而来自南开中学的这批知青,又是历史名校育人成功的例证。

回首那段往事,感慨良多。上山下乡对于国家和个人而言都是一场破坏性的政策和实践。除其他诸多物质损失之外,最直接的损失是人才的浪费和各类人才断代,是十年浩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知青们不论自身生存现状如何,之所以对那段难忘的岁月和经历至今无怨无悔,此生情结难解,恐怕是正应了那句古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作者简介:黑龙江永丰农场知青,现任天津南开区人大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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