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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天津知青故事》(五)躬耕心路(15)走上太行山  

2014-11-15 10:53:19|  分类: 天津知青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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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太行山

焦杨

我是1969届天津知青。1970510日是我们奔赴太行山老区的日子。我们奔赴太行山不像前辈那样去会合刘、邓大军,而是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说是知识青年,其实我们当时的文化水平也就是小学毕业。当我们该升初中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实验小学连同宜昌道、体育馆路、西康路共四所小学毕业生“连锅端”升入九十中。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成天写大字报小字报,批判老师批判校长。后来恢复上课也是走形式,什么也没学到。到该毕业的时候,一部分出身好的同学被分配到天津的工厂工作。出身不好或家长犯“错误”的同学要上山下乡,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出发那天,天津火车站里挤满了人。知青的家长及其亲人们皆来送行。车站扩音器里不停地放着革命歌曲。家长、亲人们的叮嘱,朋友的宽慰,此时此刻成为永远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

列车经过一昼夜的奔驰,在第二天中午到达目的地。在火车站经过简单整队,我们城关公社大李村的24名知青上了一辆拖拉机。拖拉机载着我们时而越过崎岖的深沟,时而越过颠簸的山顶,让我们领略了自然风光。拖拉机喘着粗气使劲往前跑,我也不停地张望,好像在沙漠里找寻绿洲。

拖拉机开过了一个荒秃秃的山岭之后,停在了一个有些凄凉的、半土坯半砖的房子前面。房前的空地上站了不少老乡。不知他们是专门来迎接我们的,还是来看热闹的。由于正是中午,他们中有的人手里还端着饭碗。我们互相注视着,似乎都想从对方身上发现些什么。他们穿的衣服补了又补,又黑又瘦的面庞像是营养不良,看得出来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苦。不知谁说了一句:“赶紧下车!”我们才如梦初醒般地意识到我们已到住地了。就在准备下车之际,我无意中发现,我眼前一个孩子的饭碗里,竟是满满一碗炒鸡蛋!一碗一碗地吃炒鸡蛋在当时的天津市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天津市凭本供应鸡蛋每户一月才一斤。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招呼周围的同学来看。大家看了以后和我一样啧啧称奇,庆幸我们来到了一个生活不错的村子。当然,这个谜没过几天就解开了。老乡吃的根本就不是也不可能是炒鸡蛋,他们吃的是棒渣粥。由于是新玉米碾的棒子渣,所以特别黄。当时我们大城市供应的粮食是玉米面,我们还真没见过棒子渣,才闹出这种类似于拿麦苗当韭菜的笑话来。以后我在农村呆了两年半,棒渣粥也一直陪伴着我。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对它的认识比炒鸡蛋深刻得多,把碗里的棒渣粥变成炒鸡蛋成了我的奢望。

我们开始了真正的农村生活。当时我们所落脚的太行山区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地少人多。由于土地贫瘠,粮食的产量很低。老乡们辛辛苦苦耕作一年,还挣不够自己吃的口粮。我们开始时并不意识这些,我们每个人都从家里带了不少吃的东西,这些食物让我们维持了近一个月时间。尽管我们人已到了农村,但若想变成真正的农民,似乎还不认头。记得我第一次在村里吃馒头感觉是牙碜的,让我难以下咽。当时农村的面粉里的麸子含量要比我们天津的面粉高,因此一比较,吃起来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尽管馒头难吃,可肚子饿没办法,只好强吃。谁知就是这样的牙碜馒头,以后对我们来说也成稀罕物了。当时农民种地国家是有指标的,粮食亩产400斤叫“达纲要”就是及格,500斤为“过黄河”,800斤为“跨长江”。为了能完成国家的种粮指标,农民们只好种产量高的品种。我们那一带第一高产的是高梁,亩产能达千斤。第二是玉米,亩产也有五六百斤。小麦亩产只有300斤左右,因此种得很少。农民种粮食,自己种什么就吃什么。由于我们种的麦子少,所以我们能吃到的面粉也很少。从插队的第二年开始,大队给我们知青每人每月一斤面粉。这一斤面粉对我们来说就是一顿饭的量,因此我们每个月都包一次饺子,算是解解馋,每月能吃上这顿饺子我们也像过年一样地高兴。高粱虽然产量高,但不是人吃的东西,人吃完之后结不下大便,现在连喂牲口都不用它了,只是做酿酒的原料。村里通常把高粱拿去换玉米回来给我们吃,可要是换不回来的话,没有办法也只能吃。我们吃得最多的是玉米面。由于粮食少,我们每天一般是吃一顿玉米饼子,喝两顿玉米菜粥。即便是水饱,也不能管够,大家经常肚子咕咕叫着去下地干活,让我有一种和高玉宝同命相连的感觉。

由于粮食对我们男知青来说是根本不够吃,我们只好自力更生。我们通常都是拿自己穿破了的鞋子、衣服或其他用旧的物品找老乡换鸡蛋吃。老乡家养鸡一般是不喂食的,鸡下了蛋他们也舍不得吃,总是把鸡蛋攒多了卖点钱花。鸡蛋对老乡们来说很便宜。相反,我们看不上的那些废弃物在老乡们眼里却都是好东西。因此他们乐得拿鸡蛋和我们交换。

我们虽然已当了农民,但和真正地道的农民相比还是有区别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我们的穿戴上。我们穿的都是当时的时装,上衣是蓝色的制服或中山服,裤子虽没什么特殊式样但也较合体。老乡们则不然,他们多穿一些手纺布做成的衣服,布料比较粗糙,裤子也很宽松。因此即便我们和老乡们混在一起,外人也很容易认出我们是知青。这也许也是我们插队几年来仍没有被当地同化的一个证据。对这一点我至今说不清是好还是不好。然而我们知青和老乡们心理上的隔阂却始终存在着。

说到住房,开始时我们男女知青分两个大屋居住。房子是一半砖一半土坯盖成的,据说在村里还是上等房子。幸好我们太行山区不在地震带上,否则遇上唐山大地震那样的天灾,这种房子是很难幸免的。人穷命也就不值钱了,可老乡们祖祖辈辈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们睡的床是地道的农村土坯垒的通铺。床上面铺上一张大席子,再铺上我们从家带来的薄褥子,时不时还有虱子、跳蚤等小动物来骚扰,人躺在上面的滋味就可想而知了。

在大屋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男知青就分别住到各自小队的老乡家里去了。我住的老乡家主人叫李树清,树清和他媳妇都非常善良。他们的大儿子叫天孝,很文气喜欢学习,后来在村里当了老师。他们一家对我都非常好,他们每个人的面孔,至今清晰难忘。

记得我第一天下地干的活儿是间苗。把玉米的杂苗拔去留一棵好苗。我们蹲在地里,一边拔一边前行。由于没受过这种体力锻炼,我蹲一会儿就感到腰酸背疼了,只好站起来歇歇再干。我们知青一会儿这个站起来,一会儿那个歇着,老乡们很快都跑到前边去了,回过头来笑我们这些落在后边的知青。我们在农村劳作从此开始了。每天天刚蒙蒙亮,房外下地的喊声就会把我们叫醒。我总是半睡半醒地扛起锄头跟着队长往地里走,开始一天的劳作。晚上我们要到天将黑才会收工,一天活干下来往往是筋疲力尽。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劳作是挖灌溉渠。为了把山下的水引到山上,需要从山下掏挖一条长50米长的洞。为完成这个任务,我们知青分成两人一班,每班干4小时轮流干,人歇活不歇。我们干活的工作面只有将近一米宽,不到一人高。两个人不能并排站立,只能低着头,一前一后,一人在前边挖掘,另一人负责用独轮车把挖下的土运出。一人挖累了再换另一人继续挖,运土就算是休息了。可进尺越深运土的工作也就越繁重。我们就如此交替直到下一班来接活儿。在洞里干活儿,我们只能穿单衣单裤,可洞外却是数九寒天,由于干完活儿后全身上下都是泥土又没法穿外衣,我们只好如布片裹着泥猴一般的惨像走回住地。回去的路上凡碰到的老乡们看到我们那副惨不忍睹的样子时,都为我们的精神而感动。就这样回到住地人往往已累得精疲力竭,有时也顾不得洗漱倒床便睡。我们没黑没白地干了十多天,终于完成了任务。两年多的时间,农村中各种各样的活儿我几乎都干过了,多脏多累的活儿我也领教了。夏天,我曾冒着酷暑,钻进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挥着锄头为玉米松土,汗如雨下。粗拉的玉米叶像那锋利的刀片使我的胳膊上布满了划痕。冬天,我顶着严寒,挑着扁担走在冷风刺骨的白菜地上,给白菜施肥,臭气熏天。木桶里的粪便溅得我浑身上下臭烘烘的。我们没向命运低头,顽强地生存着。我们村的24名知青无论以何种方式生活都囫囵着走到了今天。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现在读夫子之言甚感亲切。艰苦的环境虽然给我带来了很多痛苦,却也磨练了我,为我以后的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太行山的生活过去已三十多年,历史是一面镜子,它既能照见过去也能照亮未来。

 

作者简介:天津90中学1969届毕业生。山西城关公社大李村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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