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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天津知青故事》(七)患难情愫(6)房东大婶  

2014-11-15 16:11:22|  分类: 天津知青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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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大婶

邱津泉

    1968
年底,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河北省霸县老堤乡赵庄子村插队落户。赵庄子是一个位于大清河畔有二三百户人家的自然村,河对岸就是文安县的新镇。一同来的知青有五男三女,共8个人。一开始大家一块起伙,热热闹闹地过了三四个月。后来发现人多浪费大,粮食不够吃,柴火不够用,不好管理。这时又听说别的村的知青户都解散了,于是大队领导决定解散知青户,化整为零,变成以两三个人为一组一块起伙的新模式。这样大家告别了短暂的几个月的知青户的生活,我
和三生搬到了赵大婶家,一住就是6年多。

    赵大婶是烈属。大婶的丈夫参军没多久,在解放河北省新城时牺牲了。当时大婶只有20几岁,大儿子仅两三岁,二儿子是遗腹子(村里管这样的孩子叫暮生儿)。大婶的公公怕大婶再走主,丢下两个孙子没人管,就哄着儿媳一起过。大婶舍不得两个儿子,就和公公一起风风雨雨、含辛茹苦共同生活了20几年,把两个儿子拉扯成人。如今公公早已过世,两个儿子都成了家,又添了4个孙子。大儿子在小队当会计,二儿子是村里的民兵连长,一家9口勤劳和睦,日子过得幸福美满。
   
当年赵大婶有50岁左右,身体健壮,脸色红润,憨厚朴实,一见面就看得出是一位典型的农村劳动妇女。大婶不善言辞,可心里却像装着一把火。听说我和三生要搬到她家,立刻腾出最好的房子让我们住。在她眼里,知青就是“城里来的大学生”(村里人都这样称呼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就像当年的八路军一样。大婶知道我们两个大小伙子不怎麽会做饭,就主动提出来让我们和她家一起开伙。这样我们就没了后顾之忧,一心一意下地干活就是了。每天收工回来,大婶早早就做好了饭,一大家10几口人围坐在热炕上,吃着热气腾腾,有滋有味的饭菜,其乐融融。我和三生仿佛又回到了自己家,心里别提有多美了,别的知青更是羡慕不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一年多,直到两位嫂子又生了第三胎,大婶实在忙不过来才结束。分伙后大婶又手把手教我们做饭,直到我们料理自如,走上正轨。
   
大婶命运坎坷,但为人厚道,心地善良,在村里口碑极好。尽管她家家境并不宽裕,她也总是尽最大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村里有了大事小情,无论是垫地基盖房,还是生老病死,大婶总是有困必帮,施以援手。哪怕是半袋小米,一篮鸡蛋,几棵白菜,也都是大婶的心意。这对于当时还没解决温饱的农户来说,真是难能可贵。在村里提到大婶,男女老少没有不伸大拇指的。甚至连当时所谓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对大婶也是赞赏有加。村里无论谁家孩子走到大婶家,大婶不是拿花生就是拿红枣,实在没什么好吃的,就拿饽饽抹香油给人家孩子吃。这都是我和三生亲眼见到的。
   
一年冬天,解放军拉练路过我们村,大婶早早就腾出正房给解放军住,提前把炕烧得热热的,并烧好一大锅热水让战士们烫脚。临走时大婶还给每个战士的兜里塞满鸡蛋。我看到小战士拉着大婶的手,感动得热泪盈眶。
   
一个深秋的傍晚,天上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大婶发现门洞里站着一个人。一问才知道是个赶路的,因没带雨具,不得不停下来避雨。当时天气挺凉,雨下得挺急。大婶就叫这个人进屋,脱鞋上炕,盛了热饭给他吃。当晚这个人就住了一宿,第二天天气放晴才上路。临走时大婶怕路上凉,又拿出一个棉坎肩让他穿上。我当时心想,这个人恐怕是“肉包子打狗—— 一去不回”。没想到这个人过几天又回来了,不但还了棉坎肩,还兜了一大兜红薯表示感谢。是大婶教我真正懂得了“好人就有好报”这句格言。
   
在大婶家住的6年多里,大婶对我和三生嘘寒问暖,疼爱有加,像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样。她家盖了新房,宽敞明亮,先让我和三生搬过去住,自家十几口人仍挤在老房子里。平日里大婶忙里忙外,做10几口人的饭,照顾两个最小的孙子孙女,既要喂猪喂鸡、忙活自留地,又要缝洗浆做,真是一刻不得闲。每到农忙送饭时,大婶不但送她全家的饭,而且也把我和三生的饭送到地头。虽然平时我和三生单独开伙,但逢年过节或大婶家做什么好吃的,每次都会叫上我和三生。每年过中秋节的时候,全家十几口人吃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按村里的习俗,大婶给每个人分份儿。我和三生也和全家每个人一样,分到一块月饼,一个苹果,一个梨,一捧花生或一捧红枣。捧着这些当时在农村难得一见的美食,我和三生更是百感交集。在这远离大城市的穷乡僻壤,我们没有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孤独,我们拥有的是一分真爱 ,一位伟大而又平凡的农村母亲对自己儿女的朴实的爱。
    1974
年底,三生被选调上了天津体院,我仍在村里中学当民办教师。剩下我一个人开伙做饭,日子更显得孤单冷清。一次我在学校受到不公正待遇,心里感到委屈。又赶上下大雨,柴火也淋湿了,饭也没法做,我就躺在凉炕上看着房樑发呆。大婶听说了学校的事,怕我别扭出病来,冒着大雨,打着雨伞,踩着一步三滑的胶泥路,跑了多半个村子,到新房来找我,叫我回去吃饺子。见到大婶衣服也淋湿了,两个裤腿上全是泥,我心里一热,鼻子一酸,差点儿掉下泪来。一次因为不小心,蜡烛倒了,把被子褥子烧了个大窟窿。大婶听说后,二话没说,抱起被褥就走。大婶去供销社买了被里被面、褥里褥面,又添上自家的棉花,晚上崭新暖和的被褥又铺在我的炕头,当时我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现代人看来,也许觉得没什么,不就花了几十块钱吗?可在当时的农村,一分钱也是用粮食、蔬菜或鸡蛋换来的,几十块钱对像大婶这样的农民来说也是一笔可观的支出了。
    1975
年我选调去了煤矿,有了稳定的收入。自此,逢年过节,我都会寄信问候大婶一家人,并随信寄上几十元钱,孝敬大婶她老人家。因为从小父母就教我懂得了“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条古训。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这是我后来听说),当时来信都送到大队部,用大喇叭广播,通知各家来拿信。负责广播的是个残疾人,每次我寄给大婶的信一到,他就在大喇叭里喊,“双根(大婶的二儿子)家来信了,津泉给你家寄钱来了,”弄得全村人都非常羡慕。1985年我在北京上学时,曾返回赵庄子看望大婶一家。当时大婶已卧病在床,但神智清醒,谈吐自如。几年以后,大婶去世了。听到这个噩耗,我悲痛欲绝,好长时间缓不过劲来。

30多年过去了,6年多和大婶一家朝夕相处的岁月,恍如昨日。大婶已驾鹤西游,但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将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愿大婶的在天之灵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她。

 

作者简介:河北省霸县知青,退休前系南大附中高级英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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