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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下乡》:岁月流金(7)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  

2014-09-25 23:18:32|  分类: 第二次下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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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
杨靖平

 

1976年,农场要在几个连队搞“抓革命,促生产”的试点,组建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

在那个年代,“基本路线”是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工作队员大部分都是在各连队担任排级以上的知青干部。连长通知我去工作队报到时,我还很纳闷儿,心想大家都知道去工作队是个美差,将来回到连队还很有可能被提拔,每天还有四毛钱的生活补助,这么好的事怎么轮上我了呢?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场部宣传科工作的同学德明也在工作队,是他向总场领导推荐我去的。

四月份,我们工作队被派驻二连。工作队长是场革委会刘副主任,副队长是场生产科李科长,加上我们六名队员共八人。我们这六名工作队员有天津知青,上海知青,北京知青,哈尔滨知青,用当时最时兴的一句毛主席语录来形容我们这个集体就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刘副主任五十多岁了,是个老革命,原则性很强,要求我们要全力配合二连的各项工作,把生产搞上去,要虚心向二连的贫下中农学习,不要摆架子。并要求我们通过在工作队的学习和锻炼,不是党员的,思想上要积极要求进步,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总之,这个老刘头儿就像家长教育孩子一样,和蔼可亲,又严厉又可爱。

李科长的家就在二连,我们在工作队期间,没少去他家蹭饭打牙祭。我和德明的同学国栋也在二连,担任排长,还是团支委。老同学相见格外高兴,因为有国栋在二连,所以二连的基本情况我们很快就熟悉了,工作开展得也很顺利。

我在工作队负责二连共青团的工作,平时我们除了学习文件,听连队的各种汇报,就是跟随各个班排一起下地劳动。二连的知青大部分是上海人和哈尔滨人,天津知青不多。因为都是知青,所以我跟他们很快就混熟了。

二连的团支书姓林,是上海知青,大家都叫他小林子。小林子工作很主动,经常找我汇报团支部的各项工作。有一次小林子来找我,让我参加晚上召开的支部会,讨论发展新团员的事情。

在会上支委们发言很踊跃,我仔细的听着,做着工作记录。听着听着我发现气氛有点儿不对劲儿,小林子好像和支委老刘在争论什么问题。当他俩看到我正在注视他们时,就停止了争论,这时支委们都沉默不语了。

我对大家说:“怎么都不说话啦?大家都是支委,工作当中的事,如果意见不统一,争论一下是有好处的,也便于咱们更好的解决问题。”这时国栋给我使了个眼色,我想不就是发展新团员嘛,什么原因让大家的意见不统一呢?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问题,我还是先了解清楚再说吧。想到这,我对小林子说:“林子,要不今天的会先开到这,会后咱俩再商量。”这次的支委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散会以后我问国栋,因为什么事老刘和林子争论呢。国栋说:这次发展新团员一共两名,是小林子提名的。因为这两名知青都是上海人,老刘就说为什么没有哈尔滨知青?因为老刘是哈尔滨知青,小林子是上海知青,老刘就认为小林子偏向上海人,所以就争了起来。我想这可是大问题,解决不好容易引起知青之间的纠纷。以前在别的连队,就发生过因为地方派性而引起的武斗事件,双方打得头破血流,影响很坏。

第二天早晨,我找老刘了解情况。老刘对我说:“团支部好长时间没有发展新团员了,这次发展两个,还都是上海人,我们哈尔滨知青也有不少表现好的,大家都积极要求进步,小林子也太偏心了吧!”看来老刘的火气还挺大。不过我觉得他说的也不无道理。我劝老刘别生那么大的气,告诉他,我去做小林子的工作。

老刘是机务队拖拉机驾驶员,那两天机务队的活儿很忙,听我这么一说马上就出工去了。中午,我找小林子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我的意见是:从符合入团条件的哈尔滨知青中增加两个名额,这样平衡一下,更有利于知青们的团结,也提高了团支部在知青心目中的威信。小林子同意了我的意见并对我说:“这件事怪我考虑问题不全面,我们连队这几年知青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基本上没闹过什么矛盾。”

晚上团支部继续开会。小林子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并提议再增加两名哈尔滨知青做为新团员的发展对象,还对团支部下一步的工作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

支委们都很高兴,会议开得很成功。这件事在工作队每周的分析会上我向李科长做了汇报,李科长高兴的说:“小杨,干得不错!我们工作队员就是来化解矛盾的。大家在各自分工的岗位上都要能做思想工作,给连队解决各种问题,把二连建设成模范连队。”

这时德明接上话茬,笑呵呵地对李科长说:“李科长,既然大家在这一阶段干得都不错,您是不是又该犒劳犒劳我们啦?”李科长一愣马上说:“好你个德明,在这等着我呢!那就晚上都到我家去,让你们大婶炒鸡蛋、炸花生米,大头菜拌粉条。”我们大家都乐了。

一天下午收工以后,国栋拿着两瓶罐头找我和德明喝酒。自从我和德明到了二连,国栋几乎天天到我们工作队的小屋来,和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给我们讲一些二连的奇闻趣事,和我们工作队的每个人相处得都很熟。

我们喝着酒聊着天,这时国栋问我和德明:“你们说曹指导员这个人怎么样?”我说:“你到二连这么长时间,你自己还不清楚吗?”

国栋笑着一撇嘴儿,开始跟我们白话开了,他说:“有一次,我去老曹家串门儿,进了屋坐在炕上,我递给老曹一支烟,是我从家带来的‘恒大’烟。老曹抽了一口,说这可是好烟。我对老曹说,等我再回家时给您带一条来。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曹拉开炕边桌子的一个抽屉让我看,啊!满满一抽屉都是好烟。并对我说,你看,上海烟、北京烟、哈尔滨烟、牡丹江烟、就差天津烟喽。当时弄得我很尴尬。你们说老曹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笑着对国栋说:“这是拿话点给你了,这肯定都是你们连队的知青送的,就你这个天津知青没长眼眉,这不就差天津烟了吗?你也真会溜须的,没事你去老曹家串什么门儿呢?”

国栋一脸的愁容,这才跟我们说了实话:原来,国栋听说今年有一个招生名额,他想争取去上学,想提前跟曹指导员联络一下“感情”,没想到连队里还有比他更提前联络“感情”的。我告诉国栋,有我和德明在二连,到时候会替你争取的。

天已经很晚了,正当国栋起身准备回宿舍时,一个二连知青左手拎着半麻袋东西,右手揪着一个人的脖领子推门进来了,气喘吁吁地对我们说:“抓住一个走资本主义的盲流儿,这是物证!”我一看是半麻袋木耳。

当时在东北有很多内地来的农民,他们一般都是从山东、河南等一些贫困地区来东北投亲靠友讨生活的。这些人虽然比较复杂,但都是因为贫穷来的东北,这些人没有户口和正当职业,当地人管这些人叫“盲流儿”。

建边农场四面环山,山货很多。一到秋天,满林子都是蘑菇、木耳、榛子,还生长着许多药材。在那个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里,谁要私自进山,采山货卖钱是要受批判的。

那个被抓来的老农是山东人,进山整整三个月,采了这半麻袋木耳,本想趁天黑没人看见背下山回家,没成想路过二连时,被夜班翻地的二连知青抓着了。二连的老乡也有采木耳卖钱的,有的知青回家探亲时,偷偷地到老乡家买木耳给家人带去。我们工作队对这种事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可这个老农是被人逮个正着,送到我们工作队来了。我和德明只好装模作样地把那个老农训斥了一通,然后把他放了。当然那半麻袋“走资本主义‘的物证----木耳,被我们扣下了。那年我回家探亲时,给家带了满满一手提包木耳。

秋收结束以后,我们工作队的工作也圆满结束了。我们这些工作队员也各自回到了自己的连队。在工作队生活工作的这一年,我的收获是最大的,因为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她是北京知青,也是我们工作队员。她性格开朗大方,我们在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到各班排检查工作,逐渐产生了感情。后来,我把她调到了我的连队。再后来,我们一起返城。再后来,她从北京调到了天津。再后来,我们结婚生子,如今我们生活得很幸福。

 

作者简介:见《办病退》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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