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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第二次下乡》:逝者存照(9)好人孙国栋  

2014-10-01 22:21:24|  分类: 第二次下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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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孙国栋
杨靖平

 

国栋是我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后来又一起下乡,同在一个连队,朝夕相处了八年。“臭儿”是国栋的绰号,已经记不清楚同学们为什么给他起这个绰号了,反正自从有了这个绰号以后就没人再称呼他的大号,都用这个爱称代替了。

国栋人很善良,脾气也好,遇到什么事都不急不躁,跟谁也没有红过脸。

国栋个头比我高,一米七五左右,走路有点随身腰,一晃一晃的。国栋跟别人说话时,只要他认为是正经事,就一脸严肃的样子,像是领导在训话,同学们都爱和他开玩笑。

下乡之后国栋在连队表现很好,上进心很强。他都入团、当班长了,我还什么都不是呢。有时我就和他开玩笑,数落他是假积极,官儿迷,总想巴扯个官儿当当。他却从来不急不恼,还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胖子(我的绰号)好好干,你想入团我当你的介绍人。真是可气,本来我是想损损他,可他却用领导的口气做起了我的思想工作来。不过我和国栋相处特别融洽,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有一年我在南阳当看水员,在水田里巡视时,看见一只大鹅在稻地里吃稻苗。我看看四周无人,就用大铁锨一下子把鹅给拍死了。我提着鹅跑回地头的窝棚里,烧水、拔毛,迅速地炖了一大锅鹅肉。为了不让人发现,我还把鹅毛、肠子一股脑儿地扔到灶坑里烧了。

我正蹲在灶边边烧火边闻着锅里飘出的香味,暗自庆幸自己做得干净利落时,不知什么时候国栋悄不声儿地溜了进来,说:“哈哈,我可看见了。”我说:“快闭上你的‘臭儿’嘴,一会儿丢鹅的就找来了。”他说,没事,旁边住的都是家属,鹅肯定是她们的。她们养的鹅把连队的稻苗都吃了,不开她们的批判会就便宜她们了。这话我爱听。我给国栋盛了一碗鹅肉。国栋一边吃,一边跟我唠叨最近连队的一些趣闻琐事:又是连队伙食没有油水啦,又是食堂的大馇子粥煮得太硬,嚼得腮帮子都疼啦,还有这几天老黑又怎么捉弄鸟儿(一同学的外号)啦。然后对我说,还是你小子这儿好,时不常的还有鹅肉吃,说完冲我狡黠地一笑。我说,你可别回连队瞎说去。他说,哪能呢,我都吃了鹅肉了,看把你吓的。

这时,“臭儿”的官儿瘾又犯了,一本正经地又跟我分析起谁最有可能跟他竞争排长……这时,天也快黑了。他该回连队了。临走又一本正经地跟我说:胖子,你入团的事下批可能有戏。“臭儿”就是这么个热心人,对同学、对朋友的事总是挂在心上。

在农场那几年,国栋可以说事事都很顺,唯独一件事不顺心,那就是连队在1975年集

体转场到嫩江县建边农场后的“工资风波”事件。

那一年六月份,因新建农场需要大量的老知青,我们天津连队和农场水利队的上海、哈尔滨知青共二百多人,集体转场到了黑龙江省嫩江县建边农场。我们这些老知青被建边农场当成了骨干,以班为单位安插到了建边的各个连队。

我和国栋、郭永顺、刘世禄、王国华和李志祥等同学以及水利队的几个上海女知青被分在了建边农场三连。到了新连队之后国栋当上了排长,我和国栋、国华还同时被三连团支部提名当上了团支委。

在老农场时我们拿的是下发薪,就是先工作后发工资。我们是六月上旬调到建边农场的,按理应该发半个月的工资。可是走的时候永丰农场没有发,劳资科的领导说欠你们的工资到建边农场一起发。可是到了建边,发工资的时候并没有补发给我们,又说应该由老农场发。我们找了连队领导好几次都没有结果,分到其它连队的同学也有同样的情况。

一天,我们听说有的连队知青为此罢工了,还找到场部讨说法。国栋对我们说:咱们天津知青也不能落后,人多力量大,我们也去场部支援他们,总场的领导总该讲点道理吧。于是我们和一同分到三连的上海女知青在“臭儿”的带领下,步行十几里到了场部。那天到场部反映问题的知青有一百多人,把农场革委会办公的小平房围了个水泄不通。最后通过知青派代表与场部领导谈判圆满地解决了此事。

这起事件当时在全农场影响很大。我们回到连队之后,分场主任和三连领导觉得我们是一个“小团体”,不利于今后的工作;认为我们这十几个人敢从老农场调来没几天就罢工到总场请愿,今后更不好管了,所以就把这次事件的领头人国栋和几个上海女知青调到了二连,从内部瓦解了我们的“小团体”。

国栋到了二连之后虽然还继续当排长,但是没有了我们这些朝夕相处的同学在身边,显得有点孤单,心情不免郁闷。有相当一段时间国栋的情绪低落,有点怀才不遇的感觉。星期天休息的时候“臭儿”经常来找我们,我们有时也顺道到二连去看国栋。

通过这次“工资风波”我们对“臭儿”有了新的认识,他不再是那个一本正经的官儿迷了,而是一个组织能力强,敢于坚持真理,敢做敢当的人,真有点上级的味道了。

半年之后,农场组建了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基本路线是要天天讲年年讲的。已在场部宣传科工作的周德明也是我的同班同学,为了让我少在连队受点儿苦,就向场部领导推荐把我调到了工作队。我和德明随工作队进驻到了二连,又与“臭儿”在一起了。老同学相见分外亲热,“臭儿”特别高兴,我们有他在二连,工作开展得也很顺利。

在二连工作队的这一年里,“臭儿”和我们工作队的每一个成员相处得都很熟,收了工

就和我们在一起,有时在连队小卖部买上几瓶罐头找我们一起喝酒,“臭儿”的脸上又开始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又对国栋开玩笑说,“臭儿”,在二连有和你竞争当连长的人吗?你放心,有我和德明在工作队,没人敢和你竞争。“臭儿”笑着说,官儿我是不想当了,今年如果有上学的名额,你和德明跟指导员说说让我去吧。那年二连真给了一个上学名额,可惜是哈尔滨的院校,“臭儿”不愿意去。我和德明心里都清楚,“臭儿”是想去天津上学,毕业以后好分在天津工作。遗憾的是那年没有去天津的上学名额,“臭儿”回天津上学的愿望也就没有实现。

回城以后我只见过国栋一次,那是在永顺的婚礼上。那一次我们都喝多了,侃了一下午的大山,直到很晚我们才分手。没成想,那一次竟成了和“臭儿”的永别。国栋在一次加班时出了工伤,被电击中、不幸去世。我听说后心里非常难受。

国栋回津后分在一个纺织厂当工人。他的上进心和自尊心很强,看到许多当年连队的同学有的当了厂长,有的当了经理,他还是一个工人,觉得面子上不好看,因此,很少参加同学们的聚会。

国栋,如果你能听见,我想对你说:你也太好强了,你真不该那么早离大家而去,凭你的上进心和工作能力,机遇总是会光顾你的,什么混得好啊坏啊,都是扯淡!我们大家十几年的友谊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来生我们还做朋友,还在一起侃大山,好吗?“臭儿”。

 

作者简介:见《办病退》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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