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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停课·复课·蹭课  

2015-05-22 20:49:09|  分类: 《中国知青纪念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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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课·复课·蹭课

姜好

1966年,我正上小学二年级,“文革”就开始了,学校全面停课。于是,坐在家里看“字书”。如:《红岩》、《欧阳海之歌》、《老共青团员》等等。记得,看《欧阳海之歌》时,我哭得最多,我曾发誓,等我长大了,当了大官,第一件事就是把薛指导员给崩了。

万幸的是,长大后我没当到大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967年,毛爹爹一声令下,复课闹革命,于是,玩了一年的我又回到了学校。此时,教育制度已改革,不但学制缩短了,改成了“九年一贯制”,教学大纲也丰富了许多,学生不但要学文,还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教师队伍也壮大了许多,农民伯伯上了讲台(忆苦思甜),工人阶级当了老师。但学得最多的好像还是毛主席著作,如老三篇、新三篇、诗词、最新最高指示等等。还别说,那时的学生生活真是丰富又多采。在复课的那几年里,我进过车间,下过农田,拉过练、野过营、做过土砖、挖过防空洞、活学活用、反帝反修……

记得,那时的阶级斗争也很复杂,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很难分清。大批判,也成了我们的必修课。为了安全起见,我就批自己,批自己的私心,批灵魂深处一闪念。因为我从小就看字书,句子造得通顺,很快就混进了学校的红小兵团部。

记得上中学时,我们还开过外语课,学的是俄语。教材的内容主要是“样板戏”选段、“马恩列斯毛”语录、以及反帝、反修的内容,如:‘举起手来!’‘交枪不杀!’‘向后退!’等等,学了几年,最后只记住了三句:

1、打挖里西(同志)。

2、袜子搁到鞋里(星期天)。

3、老毛子吃劣巴,不拉憋死(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已记不清了,好像是骂人的话)。

时间过得好快,一眨眼,“多姿多彩”的“九年一贯制”就结束了,1974年中学一毕业,我就下到了农村。又是好几年。

 “蹭课”,已是1980年的事了。

记得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掀起了一股“充电”热,那些被文革耽误了学业的大龄青年,决心要夺回自己的青春,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到了晚上就穿梭于各中小学的教室,忙于充电,我也跟着凑过热闹。因为,我也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时,我是一名售货员,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售货亭上班,从事着烟酒、水果、小花片、猫屎筒、纸包姜等买卖活动。售货亭24小时营业,分三班倒。每月工资仅32元多。于是就选择了比较经济一点的充电方式,听《广播讲座》,学的是日语。至于学了日语干什么,我也不清楚,反正是饥不择食。我学得很投入,每天工作之余,就捧着教材,像和尚念经似的背“平假名”、“片假名”:

啊、衣、屋、eio

咖、KI、哭、keiko

撒、西、撕、seiso

《广播讲座》虽便宜,但进度很慢,于是,就盟发了私闯大学蹭课的念头。

说实话,自恢复高考后,我就一直向往着进大学,却无奈底子太差,落了榜。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私闯大学”也算是蓄谋已久。

记得,那是1980年初春的一天,我只身来到湖大,在土木系的大楼里,挨个教室视察,寻找着机会。给我壮胆的是孔乙己,他“偷书不算偷”。我想,我蹭课自然也不算蹭。

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天我没找到上日语课的教室,却无意中在一楼门厅的黑板上,看到了土木系日语课的课程表,连上课的教室都写得清清楚楚。

当天,我来到单位总店(星沙食品店),打报告要求上全夜班,理由照实说。那时的领导真是通情达理。二话没说就批准了。我心里清楚,说是上夜班,其实,过了半夜12点,我们就关门板睡觉。只要第二天早点起来就行了。亭子里备有闹钟,我们从没被抓过现场,堵过被窝。

没想到在大学“蹭课”竟是这么顺利!教室大得骇人,还是阶梯式的。别说多我一个,就是来一窝也不成问题。我跟着大学生一起上课,一起考试,交卷时,还毫不避讳地在卷子上写上自己的大名。老师阅卷也从来不丢下我!我常常是从这间教室蹭到那间教室。湖大日语组的于老师、王老师、李老师、等等,他们的课我都“蹭”过。

后来我又打听到,大名鼎鼎的周炎辉老师,要为“研究生班”开日语课。由编教材的“主编”直接讲课,这可是机会难得!!开课那天,我又跳槽到了研究生班,开始“蹭”周老师的课。研究生班只有二十多名学生,年纪都比较大,看得出,有不少是“老三届”。用的是小教室。前来蹭课的不止我一个,把个小教室,挤得满满登登。为了提高听课效率,我特意大伤洋子,买了个小型录音机,将每堂课都录音下来,回家再反刍。

有一天,我下了夜班,骑单车赶到湖大,却发现教室的前门、后门都被带红袖章的人把得严严实实,还有一些人正往外搬桌椅。开始,以为发生了什么要案,一打听才知,原来是有人向学校告了状,说“蹭课”的人比研究生还多,影响了他们的听课质量,要求学校清出异己分子,连多余的桌椅也要清出,剩下的桌椅编上号,以便留下的人对号入坐。那些带红袖章的都是校保卫科的人。

我一听就急了,不行,得赶快想办法,等多余的桌椅都搬出来就没戏了。我三、两下拨开门口的人就往教室里冲,带红袖章的人一把将我拦住,让我出示学生证,我用力推开那人的手,对着讲台方向,扬了扬下巴说:“找周老师说个事儿!”就直奔讲台走去。

我上了讲台,叫了声周老师,就开始实打实地自我介绍:“我是火车站附近的一名售货员,刚下晚班,骑车赶过来就是为了听您的课,我们单位也很支持我,批准我上一年的晚班。可门口的人不让我进,我想请周老师帮我。”当时,教室很乱,周老师微微倾下身子,做侧耳势,没有表情,却很认真地听着我说话,然后他向门口望了望,又向教室的最后面望了望,说:“你去跟最后一排的那个女孩子坐吧!”

我真没想到,这么有名气的大教授,居然这样平易近人,这样善解人意。

和我同坐的那个女孩儿,是周老师朋友的孩子。从此以后,整个研究生班就只剩下我们两个非研究生。真是何等的幸运,何等的荣耀啊!

我一直跟着这个班学,学完第一册就学第二册。这个班的班长姓固,我们叫他“固桑”(桑:同学、先生),他也是老三届,家住在河东,每当周末他就骑单车回家,这时我们便可以同很长一截路。他像一个兄长,又象一位老师,有着一肚子的学问,我们边骑单车边唠嗑,从中向他学习了很多知识。有一次,学校临时改了课表,固桑还特意从河西赶过来将新课表送给我。他是我遇到的最好的班长!

1980年的12月,我的命运真的改变了,我被调到了外贸,从而也结束了我的蹭课生涯。这段蹭课经历,虽说是虎头蛇尾,没有结果,而且将学到的日语也一点点丢光。过程,却令我久久难忘!!

 

作者简介:姜好,女,195612月生。先后插队于黑龙江省五常县、湖南省长沙县朗梨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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