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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趣事三则  

2015-07-06 11:12:10|  分类: 《中国知青纪念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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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事三则

宗建华

在阅读《山东知青档案实述》一书时,忽然看到了两个久违的名字。王鲁岩和杨春明,他们两个当年可是响当当的知青先进典型。杨春明我是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的,王鲁岩一直是久闻大名从来没有见过。因为,我们到建设兵团不久,他就入伍当兵了。之所以称他们的人生是“奇特的人生”,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现在许多人所不能理解的。

先说说王鲁岩。在我们还是新知青的时候,曾经学习过他的事迹。他是山东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典型,那时的事迹都差不多,基本都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内容。所以,虽然学习过多次,对他的事迹远不如对他的传说印象深。听老知青们讲,王鲁岩是干部子弟,过去也算是娇生惯养的。“文革”一开始,在福建的父母受到批斗,过了几年,他就从学校到了农场,成了一名知青。他父母重新工作后,他母亲到农场来看他。在农场狭窄的土路上,他母亲的小车和背着一大捆干柴的他碰了个对面,母亲竟然已经认不出他了。

王鲁岩在知青们中间的口碑还是相当不错的。1971年底,全国各地要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他已经被推荐到山东大学。但他坚决不去,要在农场坚持工作。197212月,他应征入伍回到福建。3年服役期满,他又坚持不在部队提干,要求重返农场。这时,他的父母已经调到山东,希望他复员后到济南工作,母亲为此还专门到部队上找他谈。这时,已经是1975年,建设兵团撤销了,知青也陆续返城了。当母亲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他时,他仍然不为所动,一心要回农场,老母亲流着泪离开了部队。19754月,他复员回到了山东。从到济南那一刻开始,先后有来自省、济南市和省内一些县城机关的负责人来找他,希望他能留在自己的部门工作。他就是不松口,最终还是回到了曾经劳动过的农场。他给战友和家人们说,当年我当兵走的时候说过,复员后我还要回农场,我一定要守信用。

回到农场的王鲁岩还是一名普通农业工人,但是,由于他的出色表现,他于1976年被任命为山东渤海农场三分场场长。当年9月,中共山东省委任命他为山东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副主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来省委报到第一天,他就写出申请,要求免去职务,还是回农场工作。省委领导没有同意,要求他安心工作。他在知青办工作期间,正赶上知青大返城,许多知青到省委上访请愿,要求解决遗留问题。王鲁岩一面积极给来访知青们做工作,一面协助省委研究制定了一系列解决知青、兵团战士实际困难的文件和政策,使最后留在农场的知青全部返城。只有他的末婚妻听他的话,在农场等着他归来。1979年,王鲁岩第三次写出辞职报告,要求重回农场,省委常委经研究,批准了他的要求。本来前途无量的他,于当年重新回到了农场。

这时的农场,除了他的末婚妻外,已经没有知青了。他们在农场安家立业,为改变农场的落后面貌而努力。1980年,他成为渤海农场副场长。1981年,农场首次扭亏为盈;1982年,获得了历史空前的大丰收。每月平均工资只有40元的农场职工,每人分到至少2000元的奖金。他们乐呵呵的拿着钱问王鲁岩:“场长,这么多钱,可怎么花啊?”王鲁岩也笑了:“到城里转一圈,就知道怎么花了”不久,农场划归了山东省监狱局,成了劳改单位。1984年,王鲁岩被派往山东警官学校学习。他毕业时,学校提出让他留校,仍然被他拒绝。他第四次回到了农场。一直到1987年,山东省监狱局将渤海农场的犯人迁到齐州监狱,农场管理人员和家属一并迁走。王鲁岩才和老婆孩子离开劳动生活了近20年的农场。有人说他实际上一直没有离开农场,因为齐州监狱的前身也是建设兵团的一个农场。他后来成为这所监狱的政委。也有人曾经说过,如果当年他不离开省委大院,20多岁的副厅干到现在,会是什么情况呢?

不过,看着书介绍别人,速度就是感觉慢,还是让我来说说杨春明吧。在看到这套书介绍杨春明时,我就感觉少了些内容。无论是他的自述还是别人的记叙,都缺少一个重要内容。杨春明曾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这事没人提。

我们在农场时,杨春明就因为代表山东知青成为党的“十大”代表而名声大震。他和王鲁岩是一个连队,也是王鲁岩参军后又涌现的一个知青典型,但他获得荣誉明显比王鲁岩高。参加党的“十大”归来后,杨春明先后被任命为营长,渤海农场党委副书记等职。后来,还被任命为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这件事在当时的农场知青中轰动一时。再后来,听说他不知为什么不再担任团省委书记了。又成了中共利津县委副书记,那年,他23岁。在任命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77年,他坚决要求不再担任这一职务,强烈要求按知青政策调回老家济南。组织上多次谈话挽留,但他去意已决。在这种情况下,他以一个农场普通工人的身份回到了济南,被分配到济南军区后勤部所属的一个商店。这个位置离团省委很近,团省委到这儿买东西的很多人认识他。我认识他也就是在这期间,我有几个战友也分在这家商店。有一天,我到这家商店找战友玩,看到有个人正忙里忙外的。战友告诉我,这就是杨春明。听到有人介绍他,杨春明停住手,向我点了点头,我战友向他介绍我:“他也是咱们农场的。”互相握握手,这就算是认识了。战友说,杨春明很能干,成天闲不着,是他们柜组的组长。现在这家商店已经改制了,以杨春明的年龄,现在应当内退了。

看看他们二位,人的一生是不是很有意思?

1972年,我来到位于黄河入海口的生产建设兵团一个团场,成为知青中的一员。这儿的自然条件艰苦,因为有大片的盐碱地,所以,树少草稀水咸风大。当地一直有“一年刮两次风,一次六个月”的说法。大风来时,沙尘遮天蔽日。到了冬天,更是冷得出奇。记得有一年冬天,我们在水利工地干活,在寒风中拼命抡镐挥锨干了近半个小时,竟然没有出汗。大家感到无奈,相视而笑,却突然发现脸部肌肉冻的不起作用了,只能抽搐着咧咧嘴,那表情比哭还难看。这种环境,对我们这些来自城市的年轻人来讲,真的算是恶劣了。

然而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我们这些知青保持了旺盛的学习热情。每天晚上,宿舍里就会点起一盏盏煤油灯,一个个木箱或者柳条包就成了写字台。大家在灯下看书、看资料,记笔记,每当学习结束后,鼻孔都会让煤油灯熏的发黑。当时的学习资料少,在连队能接触到的学习资料只有《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前卫报》,以及团部和营部下发的学习材料。除此之外,就是偷着看看老知青们带来的中学课本。虽然劳动强度很大,也很累,可大家的学习热情不减。我所在的连队只有60多人,自费订阅《红旗》杂志的就有40多人。记得大概是1973年,我们听说当地的新华书店来了一批书,是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一帮知青马上“杀”到书店,抓紧时间买书。其他连队的知青也纷纷闻讯赶来,极短的时间内,这批书就销售一空。后来,据说书店又进了几批书,仍然供不应求。当时我们每月的补贴只有6元钱,可买起书来却从不含糊。这套《中国通史简编》是竖排版的,分上下两册。拿到这套书,我认认真真复习了一遍中国历史,感觉好极了。

也就在这一年,知青们听说国家要通过考试上大学,而不必再通过推荐上大学,大家都沸腾了,学习热情更为高涨。离我们不远的一个连队,有一个很有学问的“右派”,是位大学教师。他平时在连队接受群众监督,每天戴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打扫厕所,把粪挑到粪池里。在这个时期,他成了知青们的贵客。知青们也不让他挑粪了,所有工作自有人替他做。他所做的只有一件事——给知青们当老师,辅导功课。知青们找了个大房间,准备了黑板,请他讲课。平时无精打采、衣衫脏乱的他,在黑板前一站,教鞭、粉笔一拿,俨然变了一个样子,举手投足,神采奕奕,的确是一位很有水平的先生。虽然连队的领导不同意让他讲课,但知青人多势众,谁也不敢触犯众怒,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他连队的知青闻讯也跑去听课,因此受益的人很多。在复习学习这段时间内,我跟着一帮老知青把中学数、理、化、历史、地理等课程系统看了一遍,使我终生受益。后来,因为张铁生的一封信,考试上大学的事吹了,又恢复到推荐上大学,这让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受到一次重挫。但是,喜欢学习的人仍然很多。而且,有些人的学习还挺有成果的。

1974年,我在团部搞通讯报道时,听说北京来了几个人要在知青中找什么人,各级领导都很重视。后来才知道,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刚刚开播“英语学习”节目,在播出了几期节目后,他们收到了来自我们团场的一封信。信中对这个节目播出的部分内容提出了质疑,中央台和北京有关单位认为此人的英语水平相当不错,千里迢迢跑来找这个人。据说这人是我们知青中的一位老高中生。再后来,兵团解散,大家各奔东西。在1977年,“文革”后的首次高考中,我有一大批战友考进了大学。

1973年春节的一个早上,纷纷扬扬的大雪把我国北方某建设兵团的一个团场变成了一片白色。田野里,房顶上,树上全是洁白晶莹的雪。也许是大多数知青们都回城过年的原因,除了飘落的雪花,整个团场静悄悄的。

这时,场部总机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喂,要哪里?”话务员小张亲切地问道。电话里是一个大嗓门的男声:“给我接二营营部……”。忽然,他不往下说了,电话里传来一声大喊:“不许动,举起手来!”“别闹,别闹,打电话呢。”“砰!!!”响声过后,电话里再没有了声音。

“喂喂喂!!!”小张急促地对着话筒喊,还是没有声音。她看了一下小总机,来电的单位是二连。她马上要通了二连刘指导员的家:“指导员,刚才你们连队有人打来电话,还没说完话,就传来一声,好象是枪声,就再没声音了。”电话传来了一声惊呼:“糟糕!”也没有了声音。

小张从窗口望出去,只见刘指导员从家里出来,跨上一辆自行车,向一公里之外的连队奔去。

刘指导员骑车急匆匆赶到连队,他心里明白,全连知青都回城过年了,留下两个男知青守点。这两个人平时是好朋友,虽然都很调皮,但不至于闹出什么大乱子吧。

他刚刚踏进宿舍的门,就一下愣住了。

屋内两个人,一个躺在地上,一个呆呆的站在一旁,可怕的是,他手里拿着支冲锋枪。“小李,你怎么了?”他冲过去对躺在地上的知青大喊。小李挥挥手,还很有力气地说:“让他拿张纸来,我写明白,死了不怪他。”他的话音刚落地,站立的知青哭了起来,他从弹匣里取出一发子弹,压入枪中,递给小李:“你打死我吧,你死我也不活了。”

刘指导员急了:“真开枪了?”“嗯。”“打哪儿了?”“右小腹。”他冲到电话机前就摇手柄,总机的小张迅速接听。“小张啊,要师部医院,这儿有人中了枪。”刘指导员急火火的说着。小张立刻要通了师部医院,医院回答说,救护车马上就到。这时的房间里,指导员急得团团转,两个知青还在生离死别,救护车却迟迟不到。

救护车终于来了,医护人员急匆匆跳下车:“伤员在哪里?”屋内的两个知青一起走出来,小李一连声说:“伤员是我伤员是我。”“伤哪儿了?”“右小腹。”“右小腹?怎么左边流血?”小李低头一看,鲜血正从左边的衣服中渗出,他忙用手捂住,血从手指缝中流出。他回头朝另一位知青笑笑:“放心吧,我没事。”自己抬腿上了救护车,刚刚上车,他就重重地倒在了车内。医护人员立即紧急抢救。救护车响着警笛开走了。

后来才知道,这两个人晚上轮流巡逻。这天早上,巡逻归来的知青回到宿舍后,看到小李在打电话,就用枪口对着他开玩笑,大喊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小李很不耐烦的让他放下枪,他就下意识扣了下扳机,打算把枪放回枪架。但他万万没想到,有一颗子弹已经跳入了枪膛,随着他扣动扳机,子弹打中了小李。

幸好小李经过抢救保住了生命,那位知青受了个处分。从那以后,我们和小李开玩笑又多了一句话:你这个挨枪子的。

 

作者简介:宗建华,山东生产建设兵团知青。齐鲁石化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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